白崇禧展智勇：二次北伐领桂军入京，华南扬威

2025-12-31 12:39

到了1927年底，见无法阻止蒋介石重新崛起，野心勃勃且不甘落后的桂系首领白崇禧特别展示了一项强硬措施。

赖世璜当时是第14军的军长。在龙潭战役中，他因为不服从调动，被白崇禧下令逮捕。赖世璜是李烈钧的老部下，而桂系大佬李宗仁曾悄悄询问李烈钧该怎么处理赖世璜。李烈钧回答说，这人很有能力，既然如此，不如用金钱来解决他的问题。

就在这个时候，蒋介石的一个心腹悄悄来到赖世璜面前，劝说他支持蒋介石，并承诺只要蒋介石重新上台，一定重用赖世璜，保证他的职位恢复。赖世璜一听这话，心里乐开了花，立刻答应了。没想到的是，门外有人在偷听，把这些话都告诉了白崇禧的人。

既然不能让他为自己效力，不如就拿过来打击对手，显显威风。

就这么，枪声响起，赖世璜被白崇禧下令枪决，成为了桂系和蒋介石斗争中的一个悲剧角色。

蒋介石听到这个消息后，心思很深，他没有立刻去挑衅桂系的李白，反而采取了安抚的策略。

1928年1月9日，蒋介石通过公告宣布，他已于1月4日到达北京，并将继续担任总司令职务，同时负责筹备第四次全体会议；待北伐完成后，他将正式离职，以此来弥补去年未能辞去职务、退出政坛的遗憾。

蒋介石在发出这封表面客气实则夺权的公告后，紧接着以国民政府的名义发布了命令：白崇禧继续担任淞沪卫戍司令，出征期间由熊式辉暂代其职。

熊式辉原先担任的是白崇禧设立的第13军第2师的师长。在白崇禧处理赖世黄领导的第14军的时候，熊式辉主动提出希望晋升为军长，但白崇禧虽然答应了他，后来却没有兑现承诺，这让熊式辉感到不快，于是私下里投靠了蒋介石。此外，熊式辉与上海市长张定璠同为江西人，两人平时关系不错，因此蒋介石让他暂时接替了白崇禧的职务。

蒋介石现在用熊式辉，其实也有他的想法。表面上，他是在安抚白崇禧，但实际上，背后还有更巧妙的制衡策略。

作为桂系的智囊和掌柜的顾问，白崇禧那时候的战略意图特别明确。在乱世中，群雄逐鹿，最终比的就是谁能站得更高。没有一个稳固强大的势力作支撑，一切都白费力气。要想有底气，就得抓住机会，大力扩展桂系的领土。有了优越的地盘，桂系就有了继续壮大的基础和更强的动力。

在那个群雄争霸的时期，白崇禧认为，占领湖南是桂系下一步最明智的战略决策。

蒋介石刚宣布了他的计划，白崇禧就立刻辞去了他在上海的职务，前往武汉，开始准备进攻湖南的军事部署。

白崇禧抵达武汉时，第四路总指挥程潜已制定好进攻湖南的作战计划：首先，让白崇禧率领第三路军沿长江两岸推进，集结在新堤附近，准备进攻临湘和岳阳一线；其次，程潜亲自指挥第四路军沿武长路两侧行进，集中在蒲圻地区，通过羊楼司、通城等地切断长岳通道，计划占领长沙。

白崇禧看到程潜的计划后，眉头立刻紧锁起来。

他一向喜欢争强好胜，挺直腰杆，对程潜尖锐地说道：“颂公，第三路军本来应该是进攻湖南的主力部队，现在却把它们安置在长江两岸敌人力量相对较弱的地方，这似乎不太妥当，难以发挥出应有的威慑力。”

程潜觉得自己的能力有限，便谦虚地问道：“那应该怎么改才合适呢？”

白崇禧直接说：“我觉得第三路军应该派到通城和平江，主要任务是攻占金井和长沙。”

这次调动湘军的位置，白崇禧的心思很明显，湖南是桂系的地盘，其他人别想抢风头，想都别想。

1928年1月15日，白崇禧完成了兵力部署，程潜指挥的第四路军从正门发起正面攻击，陈绍宽的海军在一旁提供支援。白崇禧亲自率领的第七军和第十九军，分别由夏威和胡宗铎带领，从通城直奔平江，计划靠近汨罗江，意图一举消灭敌人。

1月17日，李品仙的敌人撤出了城陵矶和岳州，开始向汨罗江方向溃退。第二天，程潜进驻了岳州，白崇禧抵达了通城，打算和唐生智在汨罗江决一死战，一举攻占长沙。

真是没想到，就在紧要时刻，突然又出了问题，事情刚解决一个，新的麻烦又来了。

1月20日凌晨，右翼第四路军的叶开鑫突然带领第44军在战场上背叛，从黄沙街向左翼程潜指挥的第6军发动了猛烈攻击。第6军毫无准备，仓促应战，结果被打得溃不成军，损失惨重。叶开鑫的这一行动，实际上是按照蒋介石的指示，目的是打击桂系在两湖地区的势力。

叶开鑫突然改变立场，唐生智的手下廖磊和刘兴两支军队趁机反击。他们渡过汨罗江，然后与叶开鑫的第44军合力夹击程潜的第6军。程潜见情况危急，立即退回武昌，并急忙给白崇禧发电，报告第6军损失惨重。他还建议第三路军也退守蒲圻和通城，准备以后再战。

白崇禧接到程潜关于撤退的电报后，果断回复说：“我们现在只有一个选择，那就是过江追击敌人，尽管前方困难重重，但只要大家士气高，胜利的机会还是很大的。要是后退，就会大大打击士气，可能导致全面崩溃。”

白崇禧决定勇往直前，不退缩。他立刻下令第7军和第19军一起渡过汨罗江，结果一举打败了敌军李品仙的守江部队。

李品仙的部队失败后撤，第7军的夏威按照白崇禧的指示，带兵追到了李品仙的指挥地点金井，这让攻打长沙的形势变得有利。此时，已经渡过汨罗江北岸的刘兴和廖磊的敌军，看到李品仙失败，害怕被堵住退路，便在减员后匆忙撤退。白崇禧抓住机会，顺利占领了长沙。

后来，白崇禧说：“这次胜利之所以能够取得，关键在于指挥官敢下决心，带领全体官兵拼命奋战。”

这没什么好惊讶的，大家心里都有数。

桂永清当年在德国驻地当武官的时候，曾去拜访过一位著名的将军鲁登道夫，向他请教打仗的秘诀。

鲁登道夫想了想，立刻说道：“必须要有决心！”

桂永清继续追问，鲁登道夫再次坚定地说：“最重要的还是得有决心。”

白崇禧这次进攻湖南，之所以能在那场关键的大战中取胜，最重要的原因，还是将士们在战场上坚定表态的那一刻，用决心和勇气扭转了战局。

唐生智战败后，一般情况下，胜利方要么会穷追不舍直至彻底击败对手，要么就等着对方主动投降。然而，白崇禧的做法与众不同。他没有摆出胜利者的姿态，而是采取了一种出人意料的策略。他没有去追击敌人，反而主动派人去找已经溃不成军的李品仙，表示愿意与他们坐下来谈一谈，共同对抗其他敌人。

这正是白崇禧广阔胸襟的体现，也展现了他十足的自信。

在他看来，唐生智手下的五位军长中，李品仙、叶琪、廖磊这三人都是广西人，而且他们还曾是他的同学，都是保定军校的同学。他们之间并没有利益冲突，反而还有乡里乡亲的情谊。但他们之所以和他作战，纯粹是因为老长官唐生智的命令。

没经历过挫折的时候，人往往充满自信和积极向上的感觉。只要你有足够的实力和自己的魅力，很容易就能征服这个世界和里面的人。

这个看法也不是完全不对，但有点像是一把双刃剑，有利也有弊。

这一点在白崇禧身上表现得很明显，因为他眼界开阔，主动向失败的将领伸出援手，很快就成功收编了唐生智的部队，使桂系的力量迅速壮大。然而，在他洋洋得意之时，不知不觉中又犯了一个只有在挫折中才能深刻理解的错误，那就是轻易获得的东西，如果没有经过精心经营，反而最容易出现问题。（这留待以后再说。）

1928年2月，蒋介石经过精心准备，再次回到权力中心，正式控制了国民党的军事和政治大权，并宣布将继续北伐，计划在两个月内与北方部队会合。

蒋介石上台后，首先做的就是处理曾经和白崇禧一起逼宫的何应钦。

宣布继续北伐后，蒋介石悄悄带着简单的行装来到了徐州。这次有所不同的是，第一路总指挥何应钦没有一同前来，而是被留在了斗鸡闸的官邸中。

到了徐州后，2月13日，蒋介石特意召见了总司令部秘书长李仲公，并出示了当天发给国民政府的电报：“已经得到了第一路总指挥何应钦的同意，取消第一路的称呼，改为第一集团军。我将担任总司令，下设三个纵队，分别由刘峙、陈调元和贺耀祖来指挥。”

在这封公开的电报下面，蒋介石还有一封写给何应钦的私信。

蒋介石让李仲公把一封私人信件交给何敬之，并告诉他：“这封信你得亲自交给何敬之，告诉他，现在要调他去当总司令部参谋长，他非得接这个职位不可。我要给他一点教训，让他知道我不是好惹的。去年八月，要是他敢跟白崇禧多说两句话，我也不会被迫下台！”

蒋介石这一手，就像刘邦当年悄悄进入军营夺取韩信兵权一样高明，何应钦心里虽然不满，却也无可奈何。

在何应钦被处理后，蒋介石开始特别关注桂系的李宗仁和白崇禧。

2月28日，蒋介石宣布自己是军事委员会主席，并任命自己为第一集团军总司令，冯玉祥为第二集团军总司令，阎锡山为第三集团军总司令。他命令从四月开始进行动员。第一集团军从津浦路出发，第二集团军从京汉路出发，第三集团军沿正太路出发，目标是同时对张作霖领导的“安国军”进行夹击。

蒋介石在宣布这项重要命令时，故意把两湖地区的桂系李宗仁和白崇禧的部队晾在一边，这显然是在无声中打压他们的势力。

就在这个时候，桂系的李白有着非常明显的优势，这一点是不能轻易忽视的。

依托两广地区，掌控两湖局势的桂系，就像是一根指向中原心脏的长箭。如果蒋介石敢动它，背后突然袭击的危险可不是闹着玩的，怕是他难以承受的。再说，蒋冯阎三人合作北伐，桂系就像是后备力量。蒋介石要想把它闲置，那也不太现实。当前的战况也不允许这么做。

从民国的历史来看，桂系的兴衰起伏，这个时候大概可以说是它在战略上最顺当、最风光的时期了。

当时，蒋介石只能被动应对，心里其实挺不甘心的。他本来想搞个阴谋，打算让谭延闿担任第四集团军总司令，来限制桂系的李白。不过，此时的李白根本不买蒋介石的账，尤其是白崇禧，态度非常强硬。最后，蒋介石也没办法，只好妥协，任命李宗仁为第四集团军总司令，而白崇禧则担任前敌总指挥。

三年前，北伐誓师时，从广东和广西出发的七个军队，到了1928年，这七个军中，只有蒋介石的亲军第一军和李白的第七军壮大成了大军团。

第七军之所以能取得这么好的结果，可能是因为它的领导人李白指挥能力强、战斗经验丰富，而且协调能力也特别突出。再加上当时的战局和各方的支持，这些因素可能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

在桂系内部，大家都觉得白崇禧的作用最突出。尤其是他带领部队进攻湖南，成功把唐生智的旧部整合起来，这个举动特别重要，对取得胜利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这也成了让李白和蒋冯阎能够站在同一立场的关键因素。

有趣的是，蒋介石在给桂系的第四集团军编号时，并没有明确指出这支部队的作战区域和具体任务。

这看起来像是一个很聪明的压制方法，挺有意思的。

然而，白崇禧却笑了，他认为这是一个等待时机的绝佳时刻。

4月9日，蒋介石在徐州前线下达了进攻命令，第一、第二、第三集团军分别在津浦、京汉、正太铁路沿线对张作霖的安国军发起了攻击。

4月12日，蒋介石的主力部队与张宗昌指挥的山东军队发生了冲突。由于山东军队实力较弱，蒋介石的部队进展迅速，先是占领了夏镇和台儿庄。张宗昌见状，命令他的部队全面撤退。然而，孙传芳并不知道山东军队已经败退，依然按照原计划从鲁西地区进攻蒋介石的部队，还攻下了鱼台和丰县。幸好冯玉祥的部队，特别是孙良诚率领的骑兵，在席掖池的带领下，突然袭击了孙传芳的后方，使他措手不及，不得不仓促撤退。

4月22日，蒋介石和冯玉祥的两支主力部队在泰安会合，随后在陇海线上的野鸡岗见面，经过商议，决定进攻济南。

5月1日，刘峙、陈调元和顾祝同带领第一集团军的部队进入了济南。

这个时候，日本为了阻止国民党的北伐行动，竟然无中生有地制造了震惊中外的“济南惨案”。

济南惨案发生后，蒋介石想撤回南京，跟奉张将军划江而治。不过，谭延闿坚决反对这个想法。经过商量，蒋介石虽然支持继续北伐，但为了避开日本的压力，他决定把指挥权交给冯玉祥，自己则退到了徐州。

5月18日，蒋介石来到徐州，和冯玉祥见面，告诉他关于绕道北伐的决定，并把前线的指挥权完全交给了冯玉祥。

京汉路正面有奉军主力把守，冯玉祥感到压力很大。于是，他建议蒋介石，能不能让第四集团军和第二集团军一起出战，共同进攻。

蒋介石被实际情况所限制，只好同意了。然后，他通过郑州发电报给李宗仁，说：“请白健生兄当天赶到郑州，面对面谈谈。”

白崇禧他们正好碰上了这样一个好机会。

接到蒋介石头的电报，他立刻从汉口出发，前往郑州，首先拜访了冯玉祥。

20日中午，蒋介石请白崇禧一起吃午饭，还让宋美龄、宋子文、邵力子等人也来。吃饭的时候，白崇禧说，第四集团军的部队都准备好了，随时可以出发。

蒋介石听懂了白崇禧的意思，马上说道：“第四集团军北上的军费，由子文来拨款。”

他们知道自己的任务是什么。拿到军费后，白崇禧马上和蒋介石、冯玉祥达成协议：第四集团军负责京汉线正面，攻打保定；第三集团军负责京汉线以西的区域，攻打保定的侧翼；第二集团军则负责京汉线以东，攻打高阳。

观察桂系的行动，感觉有点像“螳螂捕蝉，黄雀在后”的情景。起初，蒋介石占据了优势，但局势变得扑朔迷离。桂系则在一旁暗中观察，等到时机成熟，他们果断行动，轻松占据了上风，后来居上，优势尽显。

把1928年的这四方比作一场牌局的话，蒋冯阎都蠢蠢欲动，气氛一下变得热闹非凡。只有桂系孤零零地站在旁边，好像挺郁闷的。其实，最聪明的还是桂系。李白心里明白得很，蒋冯阎越是想出一招绝妙的牌，结果反而让桂系捡了个大便宜。

在白崇禧正式北上指挥之前，他命令叶琪的第12军务必在5月29日前集结到石家庄，廖磊的第36军也需在5月31日前到达正定。当时，冯玉祥为了避免部队在大战前过于疲惫，命令第二集团军撤回到博野和安国。这时，奉军抓住机会，迅速从康关和任丘出发，直扑定县，企图切断京汉铁路，并消灭第三集团军。

当局势变得紧张时，白崇禧赶紧下令叶琪带部队赶往径定县和新乐支援，这才让阎锡山的第三集团军从危险中解脱出来，转危为安。

危机过去后，白崇禧去了石家庄，和阎锡山见了面。

阎锡山和白崇禧见面时，紧紧握住了他的手。他第一句话就说：“你来了，比十万大军还管用啊！要是西北军不从正定撤退，我也就不用着急了。”

阎锡山说这些话，既有批评冯玉祥错误的意思，也表达了对桂系的感谢。

这其实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展示了桂系得到了不少好处。蒋介石、冯玉祥和阎锡山之间互相拉拢，看起来完全没有形象可言，而桂系反而成了大家都想要争取的好东西。

白崇禧与阎锡山在石家庄会面时，第四集团军的先锋部队门炳岳师正集结于正定。不料，奉军的骑兵突然出现在正定后方，导致门炳岳师刚下车便与奉军爆发了激烈的战斗。

这次战斗中的炮声，再次给了桂系很大的助力。

奉军的侦察机看到，从武汉往北开来的桂系增援部队坐了一百多列火车。张作霖听到这个消息后，感到非常惊讶，立刻决定全面撤退。

这样一来，京城就成了北伐军的目标。

谁会是那个拿走这笔财富的人呢？

按道理说，冯玉祥的第二集团军应该是主力部队，但阎锡山并不这么看，他总是想跟白崇禧搞好关系，表示出对他的重视。这样一来，桂系的白崇禧也在各种势力的较量中，实际上坐上了掌控京城的第一把交椅。

6月11日，阎锡山和白崇禧一起进了北京。阎锡山在铁狮子胡同搭建了卫戍总司令部，白崇禧则在香厂东方饭店设立了前敌总指挥部。

当时白崇禧大约35岁，就已经成了带领华南军队进京的主要人物。

在众多记者面前，白崇禧充满信心地说：“历史上，统一中国的行动总是从北方开始向南方推进，从未有过南方人来完成这个大业。太平天国的时候，广东和广西的军队曾到达过天津，但北京还是第一次迎来这样的时刻。”

那种感觉，就好像桂系已经牢牢掌控了大局，白氏也成了历史上无人能及的第一人物一样。

《大公报》的主笔张季鸾写了一篇社评，说：“广西军队打到北京，这是中国历史上从未见过的事。”

尽管声名显赫，白崇禧却犯了一个大忌，那就是功劳太大，超过了领导。

当时他没觉得自己做了什么错事，这也为他后来陷入危机埋下了伏笔。

历史上第一个这样的人确实很了不起，但他的生活也总是充满了各种危险和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