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成为历史选择的关键因素

2025-11-20 04:31

毛泽东之所以能成为军队的最高统帅，并在我国政治舞台上崭露头角，实乃他在遭遇重重挑战、激烈排挤、严峻考验以及党内诸多错误思想的磨砺中，不断成长、脱颖而出的必然结果。

过早成熟的博古政治，使得力不从心，这一现象背后凸显的是经验和能力的欠缺。张国焘倚重兵权，被私利所蒙蔽，这暴露了他格局与党性上的问题。王明时而偏激于左，时而偏激于右，其德行与所担任的职位不相称，这反映了他立场与人品上的矛盾。

在中共早期的众多领导人中，中国共产党与共产国际经过严格筛选，最终将目光聚焦于那位引领正确方向的毛泽东。

“毛泽东同志之所以确立领导地位，关键在于其卓越的领导才能。”此论断切中要害，深刻揭示了问题的本质。

《毛主席在井冈山》这幅油画，由郑洪流精心创作，问世于1977年。

马列主义在山沟扎根。

毛泽东的见解，曾一度被那些从苏联留学归来的年轻领导人所轻蔑，被视为源自乡野的马克思主义。但正是在那个时代，尽管他对马列著作的钻研尚未深入，却是在那偏远的山沟里，他开始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初步探索，并积累了成为国家最高领导人所必需的政治智慧和理论基石。

尽管起义最终以失败告终，但革命者们转战山林，最终攀登至高峰，开辟了井冈山革命的道路。陈独秀退居幕后，瞿秋白、李立三、王明以及博古依次执掌中央领导权，他们都是坚定的马列主义者，共同怀揣着引领中国革命走向胜利的远大理想。然而，他们未能找到通往胜利的正确途径。在秋收起义遭遇挫败之后，毛泽东带领余部进军井冈山，这一行动既是形势所逼，也是他内心深处的选择。当时，起义部队仅余1500余人，已无法按照原定计划攻占长沙。毛泽东立志改变中国乃至世界的面貌，始终不懈地探索拯救国家和民族的根本途径。他曾研究实业救国的道路，追求过工读互助与地方自治的理念，并积极参与学运、工运和农运。他是党内最早提出“枪杆子里面出政权”这一理念的先驱。“我更愿意远离喧嚣的城市，放弃高楼大厦的舒适生活，而是心驰神往地投身于宁静的农村，与山林中的绿林好汉结伴相识。”

1927年9月20日，尽管秋收起义以失败告终，但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特派员，以及秋收起义前敌委员会的书记毛泽东，对英勇无畏的起义将士们坚定地阐述道：“当前，我们不宜直接挺进那些敌我力量对比悬殊的大都市，而应转战至敌人统治相对薄弱的农村腹地，广泛动员农民群众，深入推动土地革命运动。”

这一现象初看似乎是巧合，实则暗藏着必然规律。但在那个特殊时期，共产国际、临时中央委员会以及党内诸多同志却执着于模仿苏联十月革命的模式，试图借助城市武装起义的途径来实现政权的夺取。他们将毛泽东的策略视为背离了正确的道路。1927年11月，共产国际代表罗米那兹与瞿秋白主持召开的中央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做出了撤销毛泽东政治局候补委员及湖南省委委员职务的决定。四个月后，这一决定传至井冈山。此时，毛泽东已经成功攻占茶陵、遂川、宁冈三县城，在井冈山确立了稳固的立足点，正准备迎接朱德、陈毅的到来。在这波折起伏之中，毛泽东洞察时局，并确立了以农村为根据地，逐步包围并最终夺取城市的革命战略，以及通过武装斗争实现政权变革的坚定路线。

《三湾改编》这幅油画，乃许宝中与李泽浩携手创作于1977年。

思想塑造党的灵魂，政治奠定军队的基石，党历经风雨，始终坚定地秉持对军队的领导方针。从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广州起义，到数十次大小起义，共产党终于紧握了枪杆，但如何真正熟练运用枪杆子，这一课题依旧待解。

在井冈山时期，毛泽东主导了三湾改编，别具一格地将党支部设置至连队基层，并引入了部队内部的民主化管理。他确立了红军的三项核心任务：战斗、筹款以及群众工作，并正式颁布了三大纪律和六项注意，同时出台了优待俘虏的政策，开创了一套前所未有的军队建设和治理新理念。然而，这支部队汇聚了秋收起义、南昌起义、平江起义的幸存者，以及袁文才、王佐领导的绿林武装，主要由农民和旧军队的士兵组成。面对这套新颖的制度安排和严格的纪律要求，许多人感到难以适应。特别是刚刚从苏联留学归来的刘安恭，他的到来在红四军中引发了诸多矛盾。自1929年5月上旬开始，关于前委“管理过度”、“权力集中”、“书记专政”和“家长制”等批评声接连不断。

6月22日，在红四军举行的第七次党代会上，中共中央委派的前委书记毛泽东未能如愿当选，这一职务最终由陈毅接替。会议闭幕之后，陈毅即刻赴上海向中央汇报工作，而毛泽东则从红四军的关键领导岗位退下，转赴闽西休养，并专心致志于阅读书籍，同时依旧关注并指导地方事务。步入9月下旬，代理前委书记朱德主持召开了第八次党代会，然而，尽管会议持续了三天，却并未取得任何实质性的成果。与会者普遍认为，自毛泽东离任之后，全军的政治领导似乎缺少了核心。

10月22日，陈毅带着中央的指示信重返根据地。信中对红四军所取得的成就给予了极高的赞誉，并坚定地维护了朱德、毛泽东的领导地位，特别指出毛泽东应继续担任前委书记一职。随后，11月18日，朱德与陈毅联名致信毛泽东，派遣部队迎接他归来，主持前委的工作。12月28日至29日，红四军在古田召开了第九次党代表大会，大会一致通过了毛泽东起草的决议案，解决了思想建党、政治建军等多项关键问题，确立了党对枪杆子的绝对领导原则。历经波折，毛泽东成功理顺了党和军队之间的关系，他的建军治军思想也由此成为全军的共识。

游击战术与运动战法，历经波折起伏，共同铸就了毛泽东军事思想的璀璨辉煌。毛泽东，这位出身于书斋的才子，既无军旅生涯的经历，也未踏入军校的门槛。自幼，他便沉浸在《水浒传》、《三国演义》、《隋唐演义》等古典小说的海洋中。18岁那年，他在湖南的新军中短暂担任了半年的列兵，而上井冈山的壮举，宛如“逼上梁山”的传奇。面对国民党军队的连番“进剿”、“会剿”、“围剿”，朱德与毛泽东所率领的红军，尽管在兵力、装备及军事素质上处于绝对劣势，却巧妙地运用地形和民意基础，以游击战和运动战之姿对抗强敌。他们创立了“既要会打仗，又要会打圈”、“分兵发动群众，集中力量对抗敌人”、“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大步进退，诱敌深入，集中兵力，各个击破”等一系列游击战和运动战的战略思想与战术原则。

然而，这套在烽火连天的战场上屡立战功、创造辉煌的战略方针，却不断遭受“左”倾路线领导人的无情指责。1931年11月，赣南会议的召开；次年10月，宁都会议的举行，均对毛泽东同志进行了严厉的右倾指责。宁都会议之后，毛泽东同志前往长汀福音医院休养，其军事领导职位亦随之被剥夺。1933年1月，临时中央政治局及总负责人博古同志迁至中央根据地，全面实施所谓的“进攻路线”，企图抹除毛泽东同志在中央苏区的影响力，并对那些坚定支持毛泽东同志正确主张的干部进行打压。

1934年10月，第五次反“围剿”战役在博古与李德的指挥下，以挫败而终，中央红军被迫发起战略转移，踏上了漫长二万五千里的长征征程。直至1935年1月，遵义会议的召开，标志着王明与博古所推行的“左”倾冒险主义路线陷入困境，这才使得毛泽东得以重新得到重用。历经波折与挑战，毛泽东所倡导的创新战略与战术，逐步成为人们广泛认同的真理。

博古误入教条陷阱

自1931年9月至1935年2月，博古肩负起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总负责人的重任，任期跨越了四年之久。尽管他年岁尚轻，资历尚浅，并无显著政绩，且当时并非中央委员，但他在24岁那年，在王明等人的推动下，半是推辞半是接受地，踏上了这个并非其专长的总负责岗位。博古所面临的问题，主要源于其经验和能力上的不足。博古的挫折，实际上为毛泽东从地方领袖跃升至红军的最高指挥官创造了条件。

忽视国情实际，缺少与民情相融的接地气意识，无论是校园抑或机关单位，均未能深刻领会社会这部深奥的巨著。博古，一位生于江苏无锡书香世家之子，于1907年降临人世。家境虽不富裕，却滋养了他深厚的文化内涵。自十七岁起，他便开始着手编纂《无锡评论》。十八岁那年，他毅然决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次年，他被派往莫斯科中山大学深造。二十三岁那年，学成归国的他，担任了全国总工会宣传干事及团中央组织部部长的职务。1931年4月，他荣升为团中央书记，五个月后，更是晋升为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的总负责人。

博古，年岁尚轻，涉世未深，职业生涯至今不过短短三年零九个月，主要在书斋与机关之间度过。对于社会的认知，尚在启蒙阶段。他的思想中，充满了从苏联学来的斯大林式马列主义理论，这些理论尚待他深入消化与吸收，更未与我国的实际情况相融合。毛泽东比博古年长十四岁，他出身于湖南湘潭的农家，自幼在乡野的泥土中茁壮成长，深受湖湘学派“经世致用、实事求是”的学风浸润。自小，毛泽东便对阅读社会这本无字之书充满热情，亲身见证了清末民初社会的剧烈变革，并成功领导了学生运动、工人运动、农民运动以及武装斗争。他曾担任中共中央中央局秘书、组织部部长、农委书记，还曾代理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部长，创建了湖南的共产党，并筹组了湖南的国民党。他对中国社会有着深刻而清醒的理解。

踏入白色恐怖笼罩的上海，博古肩负中央重任。而此时，毛泽东正深入井冈山以及赣南、闽西的崇山峻岭，构建起一套完整的理论体系，打造了一支英勇善战的军队，并在这一带创立了根据地。他不仅是这片土地的精神支柱，更是无可置疑的最高领导者。

《反“围剿”胜利》这幅油画，乃崔开玺、郑洪流、张文源与艾轩四位艺术家携手共创的杰作。

僵化地套用教条，忽视实践经验，无论是学子还是领袖，都未能真正精通政治这门艺术。短短两年内，博古便实现了从海外归国学子到党最高领导职务的飞跃。但他在政治领域的成熟度尚未达到，可谓是过早成熟的政治人物，其才能远不足以应对当时复杂多变的政治局面。

在博古的领导下，中央“左”倾势力在组织建设上大行宗派之实，迅速晋升大量留苏学生，致使经验丰富的各级领导层受到排挤和打压，党内矛盾由此激化；在军事领域，他们推行冒进策略，致使连遭败绩，士兵伤亡惨重，军队内部不满情绪高涨；政治上，他们采取封闭态度，将中间派视为最大威胁，拒绝与抗日反蒋的国民党十九路军携手合作，错失了第五次反“围剿”的有利时机；经济上，他们施行竭泽而渔的策略，过度征粮征兵，滥发纸币，导致中央苏区民心不稳，经济状况日益恶化。

昔日博古的同窗与坚定支持者，中央政治局常委张闻天及政治局候补委员王稼祥，因对博古的决策感到不悦，进而转投毛泽东的麾下。肩负军事重任的政治局常委周恩来也转向全力支持毛泽东。因此，博古陷入孤立无援的境地，备受舆论与民众的指责。而毛泽东则展现出与众不同的气度。在秋收起义受挫后，他巧妙地率部退守井冈山，成功收编了袁文才、王佐的绿林武装，并整合了朱德、陈毅、彭德怀等人所率领的起义部队。在井冈山和中央苏区，他领导了土地革命、武装斗争、根据地建设以及党的建设等工作。在长征的过程中，张闻天、王稼祥、周恩来等人纷纷给予他坚定的支持。这些非凡的成就，充分展示了他卓越的政治智慧与领导才能。

《湘江1934》，张庆涛

盲目依赖顾问的指导，自身军事素养不足，无论是笔尖挥洒还是枪口所指，都未曾经受过战火的洗礼。在战争的年代，党的最高领导层必须具备卓越的军事才能，精通战略布局，擅长指挥战斗，并且能够有效领导军队。博古的失势，军事上的挫折便如同点燃的导火索，引发了其政治生涯的崩塌。

在出任临时中央总负责人之职前，博古未曾涉足军事领域。一到中央根据地，他过分依赖军事顾问李德，将红军的指挥权完全交托给了这位对中国国情理解有限的德国人。李德虽对欧洲战事有所了解，并在苏联接受过军事培训，但在面对国民党五十万大军的第五次“围剿”时，却指挥着为数不多的红军，以劣势的兵力和装备，采取了“御敌于国门之外”、“以堡垒对堡垒”、“分兵把守”和“短促突击”的策略，与敌人进行了一场阵地战的硬碰硬消耗战。结果，中央根据地丧失。在长征途中的湘江战役中，红军再次遭受重创，损失过半。

在目睹令人触目惊心的残酷现实面前，博古与李德已彻底丧失了红军战士们的信任。毛泽东，一位杰出的军事奇才，自井冈山战役起，至第四次反“围剿”，五年的沙场磨砺不断验证了他的军事天赋。无论是亲自执掌兵符，还是依照毛泽东的战术指导进行指挥，红军总能赢得胜利。

博古与李德的失策，再次彰显了红军队伍不可或缺毛泽东这一核心灵魂的重要性。在博古执政期间，毛泽东先后遭受了党权、军权、政权的剥夺，被迫边缘化长达两年有余，承受了生平最为严峻的打压，却始终未曾屈服。

张国焘误入分裂歧途。

张国焘，作为中共的资深元老，曾位居红四方面军的核心领导层，其资历与毛泽东难分伯仲，地位亦不稍逊，实力亦堪称一时之选。然而，张国焘的失误源于其狭隘的视野和对党性原则的偏离。他的挫折不仅加固了毛泽东在军事领导地位上的稳固根基，更将他推升至党的核心军事指挥者的宝座。

《北上》 高泉 油画 1996年

资历深厚却修为尚浅，独立设立中央机构，由此招致政治上的孤立。张国焘1897年11月生于江西省萍乡县一个官绅地主之家，北大学生领袖，22岁参与领导五四运动，23岁协助李大钊筹组北京共产主义小组，24岁主持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从一大到六大，除三大外，张国焘长期担任中央领导职务。一大选举陈独秀、张国焘、李达组成中央局，张国焘负责组织工作；二大当选中央执行委员，负责组织工作；四大当选中央执行委员，任中央工农部主任；五大当选中央政治局委员、政治局常委，任中央组织部部长；六大当选中央政治局委员。

张国焘最为致命的失误，便是在长征途中导致红军分裂，擅自设立中央机构，并自封为主席。“毛泽东、周恩来、博古、张闻天等中央委员及党籍被宣布开除，同时下达通缉令。杨尚昆、叶剑英则被免职并接受调查。在当时，中国共产党作为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张国焘擅自设立中央机构，推翻了共产国际所认可的领导团队，此举未获共产国际的批准，且未经党内选举，不仅程序上存在不合法之处，更是对中央领导核心的严重挑战。红军总司令朱德、总参谋长刘伯承、红四方面军总指挥徐向前以及红二方面军的领导人任弼时、贺龙均对其进行了批评、抵制和反对。随后，连张国焘的亲信、红四方面军政治委员陈昌浩也转变了立场。分裂之举不得人心，张国焘因此陷入了孤立无援的境地。”

红军激战百丈关

能力出众，却胆识不足，南征成都，终致军事挫败。在雪山草地的会师节点，中央红军的人数锐减至寥寥一万余，相较之下，红四方面军却拥有八万之众。张国焘与毛泽东之间的矛盾，实则是一场南下还是北上的路线之争。毛泽东深信南下是一条绝路，而张国焘则断言即便北上，也难免会因严寒而丧生。

张国焘犯下了错误。他错误地依仗人多势众，试图要挟党中央，图谋担任中央军委主席之位，被私欲和权欲所蒙蔽，丧失了清醒的判断力。毛泽东与中共中央曾多次警示张国焘，若向南进军，将面临敌情、地形、民众及物资供应等多重不利因素，这将使红军陷入前所未有的困境。然而，张国焘对此置若罔闻。正如毛泽东所预言，南下红军在川西北地势险峻、易守难攻的深山绝壁与峡谷激流中艰苦奋战两个月之后，于1935年11月中旬，在川西南的战略要地百丈，遭遇了四川军阀刘湘和紧追不舍的国民党中央军薛岳部共20余万大军的猛烈围攻。

在历时七昼夜的激战之后，百丈之战以我方失败告终，伤亡人数接近万人。张国焘指挥部队撤退，退守于天全和芦山地区，与敌人形成对峙。三个月后，薛岳的部队与川军主力再次发起攻势，红四方面军不得不北上撤退，历经第三次穿越险峻的大雪山，向道孚、炉霍和甘孜等地转移，退守于西康北部的贫瘠之地。

此刻，毛泽东同志已成功领导中央红军走完长征两万五千里的漫漫征途，与红二十五军以及陕北红军实现了胜利会师，重新建立了与共产国际的通信联系，确立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与此同时，他与张学良、杨虎城、高桂滋等建立了良好的统战关系，使得中央红军在陕北站稳了脚跟。在此基础上，红军开始着手实施东渡黄河、进军山西的战略行动，从而在政治和军事上掌握了主动。

抱负远大，胸怀却狭隘，辗转于西康之地，终致经济陷入困境。向南将面临茫茫草地、险峻雪山以及密布的原始森林，人口稀少，粮食匮乏，敌方在此地已布下坚固的防御线，我军难以突破。南下之路，唯有严寒与饥饿相伴，只会导致生命的无谓牺牲。

张国焘迷失在权力的迷雾中，固执己见，一意孤行。在百丈之战败北，退守至天全、芦山之际，正值严冬降临，气候异常，大雪纷飞，气候之寒异乎寻常。一些外出收集粮食的战士，在雪地中因寒冷而丧命。败退至西康北部后，那里山高谷深，人烟稀少，物产贫瘠，语言不通，民族之间隔阂重重，地方上的土司和喇嘛暗中作梗，要解决红军五个军、四万余人所需的粮食、蔬菜、医药等问题变得极其艰难。为此，不得不实施青稞统制和宰牛统制政策，定量分配青稞和牛肉，并成立以总司令朱德为主席的野菜委员会，在山野间广泛搜寻可食用的野草以充饥。在藏族地区，医疗卫生条件极差，令人谈之色变的伤寒病夺走了许多战士的生命，其中不乏师长、团长级的高级干部。

身处困境之际，共产国际代表林育英自苏联返抵延安，在党中央与张国焘之间进行联络与协调，力促张国焘北上，为他提供了诸多退路。朱德、刘伯承、徐向前、陈昌浩等领导人本就支持中央北上的战略方针。东进与南下的道路均已封闭。张国焘无奈之下，只得顺坡而下，接受了北上的决定。他的辉煌历史随之画上了句点。

在漫漫长征途中，毛泽东与野心勃勃、手段狠辣的张国焘相遇，面临了生平最为严峻的考验，却终究未曾屈服。

王明机会主义错位

王明，于1904年5月诞生于安徽省六安县的一个教师与小商人之家。自幼年起，他5岁便进入私塾研读，8岁便能挥毫泼墨，售卖春联以谋生计，9岁则展露诗才。1925年10月，他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并于同年11月被派往莫斯科中山大学深造。王明的一生，在苏联度过了4年的留学生涯，6年的工作岁月，21年的病榻生涯，最终客死异乡莫斯科。王明的问题，归结于其立场与品格。他的失败，无疑成就了毛泽东无可争议的政治领袖地位。

《遵义会议》油画，彭彬作，1977年。

深谙经纶的极左派领袖，博读经典，自视甚高，为苏联发声。从留学苏联到主导中央政治局，王明只用了6年时间，有三个原因：天资聪颖，善于投机，尤其是俄语和副校长米夫主讲的马列主义课学得好，受到米夫赏识；在中山大学残酷的反托派斗争中初显宗派斗争才能，帮助米夫夺得中山大学校长职位，成为米夫心腹；回国后与博古等人一起站在国际路线上反“立三路线”，恰好碰到米夫来华改组中共中央政治局，便一步到位进入政治局。

米夫曾与二三十名不认同王明担任政治局委员的干部进行交谈，强调王明乃马列主义理论造诣最深的布尔什维克，是反对“立三路线”的杰出战士，是党的最杰出领导者，完全贯彻国际路线，对王明的信任即是对共产国际的信任。随后，王明携带着其政治纲领《为中共更加布尔什维克化而斗争》，以“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的形象出现，一方面通过“斗争干部”和“新生力量”（大量留苏学生）来“改造和充实”各级领导机构，另一方面，则让“钦差大臣”遍布各地，利用中央代表和巡视员监督地方党组织执行“进攻路线”。当上海不再适合他停留时，王明前往共产国际担任中共代表团团长，周恩来则前往中央根据地工作，于是，临时委托博古负责全面工作。

博古的教条主义实则遵循的是王明的路线。无论是王明还是博古，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在苏联接受教育，得到苏联的栽培，并听从苏联的号令。他们如同共产国际的喉舌与代表，机械地传播其理念。

这位颐指气使的钦差大臣，擅自越界，另起炉灶，为蒋介石发声。自遵义会议召开以来，中共中央逐步确立了以毛泽东为核心的领导核心。1935年10月，中央红军历经长征抵达陕北，成功建立起一个稳固的根据地。同年12月，会议明确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战略方针，从而解决了党的政治路线问题。1936年10月，红军三大主力实现会师，实现了军队的统一整合。同年12月的西安事变，以及1937年7月的卢沟桥事变，共同推动了国共两党合作抗日的局面形成，使共产党从“非法”地位转变为“合法”。1937年8月，洛川会议进一步确立了共产党在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并制定了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战略方针。

恰逢各项事务进展顺利之际，1937年11月29日，王明乘坐苏联的飞机重返延安。他宣称：“我们是共产国际的使者，是斯大林同志亲自派遣归来的”，“他如同手持天赐宝剑的莫斯科‘使者’，言谈举止间流露出传达‘圣旨’的威严”，王明在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上成功当选为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委员以及政治书记处候补书记，此举令众人瞠目结舌。

在1937年12月的政治局会议上，王明提出了“一切经过统一战线”的谬误观点，其主张一度在党内占据了主导地位，错误地确定了不应由他决定的基调。在武汉期间，作为中共代表团团长，他未经请示，便以中共中央的名义发布宣言和声明，甚至未经毛泽东本人同意，便以他的名义发表公开谈话，越权发表了过多不适宜的言论。他公然与中央对立，对中央书记处进行居高临下的批评，并向根本不属于其权限范围的八路军及其他党组织下达命令，拒绝在武汉发布毛泽东的重要著作《论持久战》，越界行事的举动不仅给共产党带来了麻烦，客观上还助长了蒋介石的气焰。

王明在国共对立时期立场偏激，倾向于极左，而在国共联合时期却走向了极右。无论是偏向“左”还是“右”，其根本原因皆在于无视中国实际情况，盲目遵循斯大林及共产国际的指令。在处理中国共产党与共产国际的联系、与国民党的互动、以及与中间势力的交往中，他始终未能站在正确的立场上。

延安党校大礼堂旧址

沦为孤立无援的政治怨妇，面对神话的破灭与政治的败局，不禁为自己的处境鸣不平。王明在政治上的资本，除了共产国际的助力，还依赖于他那张能言善辩的口才。1938年3月，他提出派遣留学苏联的中央政治局委员任弼时前往莫斯科汇报，却遭遇共产国际领导人曼努伊斯基的质询。曼努伊斯基追问王明是否有过将个人意见视为中央意见的举动，是否习惯于拉拢他人围绕自己，以及是否与毛泽东关系紧张。这一行为最终让王明自食其果。

1938年9月，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王稼祥归国，于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传达了共产国际总书记季米特洛夫的指示：“在中共中央的领导核心中，必须由毛泽东同志担任领导，确保领导层内充满紧密团结的氛围。”同年9月29日至11月26日，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在延安隆重举行。毛泽东同志在会上发表了政治报告和总结报告，事实上确立了他在中共中央最高领导层的地位。王明在会议中提出，“全党必须团结一心，我们党必然能够围绕中央和毛泽东同志形成统一的战线（领袖的威望，犹如北极星照耀，群星环绕）。”六中全会作出决定，撤销长江局，并让王明留任延安，担任中央统战部部长、中央妇女运动委员会主任及中国女子大学校长等职。

王明的领袖之梦已然破碎，然而他的口才依旧犀利，在延安频繁发表文章，不断进行报告，且不知进退，重新出版了《为中共更加布尔什维克化而斗争》一书，同时还秘密串联，暗中诽谤他人。在延安整风运动中，王明遭到了毛泽东及其他中央领导同志的严厉指责，但他却始终不肯承认错误。1950年10月，王明首次前往苏联就医。1956年1月，他又一次赴苏联养病，自此便再也没有回来。在苏联期间，他投身于著书立说，专以谩骂毛泽东、夸耀自己、辩解己过为业，直至1974年3月离世。抗战初期，王明从苏联返回延安，摆出一副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和中共中央最高领袖的姿态，毛泽东遭遇了生平最为激烈的竞争，但王明最终还是未能胜出。

继陈独秀遭遇挫败之后，瞿秋白、李立三、博古、张国焘相继失利，王明亦未能幸免。唯有毛泽东，凭借其实事求是的态度和独立自主的精神，在理论上成功破解了马列主义与中国实际的结合难题，并在实践中探索出中国革命的正确道路与策略。历史最终将正确的选择赋予了毛泽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