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度揭秘！华国锋鲜为人知的若干史实与人生轨迹
作者简介 韩钢，1958年生于湖南古丈。 1982年，我自湘潭大学历史系圆满毕业；继而在1985年，我顺利完成了在北京师范大学马列研究所的深造。 自1985年9月起至2001年6月，我在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担任职务。继此之后，2001年6月至2008年6月，我于中共中央党校教授课程。 我担任的学术职务包括：中国现代史学会常务理事、中国中共党史学会理事以及东方历史学会理事。 1941年华国锋于山西交城关头村。 今日的主题为《重塑华国锋形象》，副标题则为《华国锋生平若干史实探析》。 华国锋在中共历史...
作者简介
韩钢，1958年生于湖南古丈。
1982年，我自湘潭大学历史系圆满毕业；继而在1985年，我顺利完成了在北京师范大学马列研究所的深造。
自1985年9月起至2001年6月，我在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担任职务。继此之后，2001年6月至2008年6月，我于中共中央党校教授课程。
我担任的学术职务包括：中国现代史学会常务理事、中国中共党史学会理事以及东方历史学会理事。
1941年华国锋于山西交城关头村。
今日的主题为《重塑华国锋形象》，副标题则为《华国锋生平若干史实探析》。
华国锋在中共历史上堪称第二位身兼党、政、军三大最高领导职务的领导人，另一位众所周知的人物则是毛泽东。
除却这两位杰出人物，中共历史上尚无人能同时身兼党、政、军三大最高领导职务。
于是，他在1976年4月荣任国务院总理，成为政府的首席领导人。同年10月6日，他又被任命为中共中央主席及军委副主席，从而成为党和军队的最高领导者。
继1980年卸任国务院总理之职后，1981年又辞去了中央主席的职务。随后，到了1982年，即便中央副主席的职位亦不再担任。
因此，他身兼党、政、军三界最高领导职务，总计约五年光景。然而，真正执掌大权的时间不过两年，即自1976年10月至1978年12月。
1978年12月中共召开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华国锋实际上已经不处于中共高层权力核心。所以我要谈的主要是华国锋主政的这两年。
华国锋同志在彻底摧毁“四人帮”反革命集团的斗争中，功勋卓著。
这是前半句，具体内容未知。后来做了有益工作。这便是对华国锋同志过去两年的官方评价。这无疑是一种积极的肯定。
接着官方给了华国锋四个方面的负面评价：
首先，对“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的推行与长期不改，导致了对真理标准讨论的压制。
其次，对恢复老干部的职务及平反冤假错案的行为进行拖延与阻挠。
第三，在持续推崇旧有的个人崇拜之余，亦同步营造并接受针对自身的个人崇拜。
第四，对于经济领域内急于求成的倾向以及部分左倾政策，亦有其应承担的责任。
长期以来，关于华国锋官方的评价正负面大概就是这样一个情况。
几乎无一例外，无论是官方文件、民间记载还是研究者的著述，近年来均大致遵循这两个方面的评价标准来进行叙述。
自幼年起，我便对党史有着深厚的信仰。自1978年高考伊始，我便开始学习党史。自那时起，关于华国锋同志的历史叙述与评价，我自80年代至今所接触到的，始终是全方位、多角度的。
在过去的两三年间，我的研究工作使我深刻认识到，官方的这一评价存在诸多不足，甚至与事实相悖，且显得极为不公。
因此，在今天的讲座中，我计划针对华国锋先生的一些历史事实，探讨其中存在的不足之处，揭示哪些内容与事实不符，以及哪些地方显得不够公正。
我仅陈述事实，至于对其价值的评估，我认为对历史的深入研究实属不易。在接下来的交流互动中，或许我可以分享我的个人观点。
1955年，在导师巡视的途中，他与湖南省委的负责同志进行了交谈。其中，位于左一位置的是华国锋同志。
首要问题涉及对“四人帮”的粉碎，亦或称之为对其的逮捕。
官方的声明指出，华国锋在彻底摧毁“四人帮”的斗争中功勋卓著。
我还告诉大家，还有比这更轻飘的说法，当然不是正式的说法，中共高层元老某人说，粉碎“四人帮”对于华国锋来讲，仅仅是做了一个共产党员该做的事。这就更轻飘了。
实际上，我的研究，尤其是对史料的研究揭示，在整个逮捕“四人帮”的过程中，华国锋扮演了至关重要的角色。
这里有很多具体史实。
首先，正式提出解决“四人帮”动议的是华国锋同志。
实则，叶剑英叶帅并非最先提出解决“四人帮”问题之人。固然，叶剑英在中共元老之间确实有过私下交流和讨论，但这些讨论均属个别性质，并未形成正式的提议。
正式提出者是华国锋。
具体时间有两种说法：
首先，乃系华国锋本人所述，具体时间为1976年9月10日；其次，则是李先念与吴德所言，其日期亦为1976年9月11日。
同为事件的当事人，华国锋、李先念与吴德亦在其中。至于具体是哪一天发生的，这一点尚存在争议。
无论何时，首倡解决“四人帮”问题之策者，均为华国锋。他主动联络李先念，并委托其向叶剑英传达解决“四人帮”问题的意愿。华国锋还请叶剑英深思，以何种方式、在何时点解决这一重大问题。
第二，跟中共高层政治局委员的沟通是华国锋。
当时，北京中央政治局由16位委员组成。
刘伯承因病住院，病情严重，以至于他对解决“四人帮”问题一事几乎一无所知。
众所周知，其余五位分别是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以及吴贵贤。
吴贵贤之所以对此事一无所知，乃是因为华国锋误以为她受“四人帮”影响，因而未将其告知。
华国锋同志与其他十位政治局委员分别以不同形式、在各自的时间节点上，就解决“四人帮”问题进行了深入沟通。此乃华国锋同志所承担的职责所在。
第三，就如何具体商议并确定解决“四人帮”的策略、时间节点，以及具体的方案乃至方案的具体细节，华国锋与汪东兴及吴德进行了深入的商讨。
第四点，最终确定于10月6日晚上八时启动，此次会议由华国锋与叶剑英二位领导在怀仁堂共同主持。组织者：汪东兴。
我所述内容实则通俗易懂，部分细节因时间所限，暂未详述。
这四个方面充分彰显了华国锋在解决“四人帮”问题中的主导地位。然而，对于这一事件的解读与评价，则是另一码事。至少，官方对华国锋的功绩仅作简要提及，这无疑削弱了他在解决“四人帮”问题中所发挥的关键作用。
这便是我欲探讨的首要议题，即对“四人帮”实施逮捕的相关问题。
邓小平复出
80年代起，官方及研究者。有一个非常流行的说法，说华国锋阻挠和拖延了邓小平的第二次复出。 直至华国锋同志最近离世，我仍在网络平台上见到此类描述。
通过对史料的深入剖析，我发现这些资料中不仅包含了档案文件，还收录了当事人的口述回忆。然而，我的研究揭示了一个不容置疑的事实：这竟是一场百分之百的谎言，一个彻头彻尾背离真相的结论。
真相究竟如何？事实竟然与人们长期以来所坚信的观点大相径庭。
华国锋不仅没有阻挠邓小平的复出，而且，最早提出要恢复邓小平的工作。
众人都将好奇地发问，究竟有何依据？我这里提出三点依据。
首个资料源自当事人本人的回忆录。其中最具权威性的回忆当属吴德的记述。吴德曾于近年出版著作《十年风雨纪事》，书中特此收录了他的一段亲身回忆。
第一，邓小平需复出工作。
第二条，使邓小平正大光明地复出工作。所谓堂堂正正，意指必须经由中央的正式会议，诸如中央全会等，以规范的形式和程序，确立邓小平重返工作岗位。
第三项，需积极开展工作，为邓小平同志重返工作岗位营造良好的群众基础。
这句话询问的是对方所说的话的含义。
自1975年年底起，邓小平便被指责为推行右倾翻案风，直至“四人帮”被粉碎，他始终身处嫌疑之中，被冠以“右倾翻案风”的领头人。
因此，若要促成邓小平重返工作岗位，必然需经历一段转折的过渡期。华国锋对此亦有所察觉，并强调必须细致入微地开展群众工作。
随后，吴德言道：“自本次会议结束之后，李先念、陈锡联以及我本人一同赴玉泉山拜望邓小平，并向他传达了党中央希望其复出工作的心愿。”
吴德身为政治局委员，亦为事件的当事人。在我看来，他的这一陈述极具可靠性。
第二位则是一位口述历史的讲述者，其女儿熊蕾的回忆文章已收录于近期发行的《炎黄春秋》杂志中。
本文披露，她的父亲熊向辉于1976年10月底，曾与叶剑英元帅进行了一次私密会面。
在此次私密交谈中，叶剑英明确指出，中央高层已开始酝酿让邓小平复出。这一事件发生在粉碎“四人帮”的那个月。这构成了第二个口述史料的重要证据。
第三份资料，我查阅到的文献，乃系1977年3月14日，华国锋同志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的重要讲话。
此次发言清晰无误地透露，中央正酝酿让邓小平同志重返工作岗位。然而，此事尚需经历一系列程序，中央计划在正式的中央全会及全国代表大会上，安排邓小平同志复出。
那是1977年3月14日，距离彻底粉碎“四人帮”的胜利仅仅过去了半年光景。
而且，正是在这场讲话中，华国锋明确指出，事实上，在粉碎“四人帮”之际，中央政治局早已酝酿让邓小平复出工作岗位。
首先，必须经历一个渐进的转折阶段；其次，必须警惕“四人帮”的核心成员可能借此机会进行政治操作。
因为刚刚逮捕“四人帮”，实际上在中国社会是有一种关于华国锋和叶剑英搞宫廷政变，或者说叫右派政变的说法，有很多流言。
这个，中共高层是注意到了。不仅国内有，海外也有。
我举一个例子，比方说1976年11月，美国革命共产党召开全国代表大会，通过的决议中就明确地说，华国锋在中国国内正在搞右派政变。
另外，在西方，在英国、西德、法国都有舆论认为华国锋逮捕毛的遗孀是在搞非毛化。
法中友协的主席，一位广为人知的亲华派人物，名为夏尔·贝特兰。或许在座的部分人士对他有所耳闻。贝特兰先生已公开发表声明，辞去法中友协主席一职。他坚信，当前中共中央正推行非毛化政策，并认为“四人帮”才是真正代表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力量。
“四人帮”系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坚定拥护者。
鉴于此，高层亦虑及国内外舆论可能对中国政局产生波动，进而引发政治局势的不稳定。
在这种情况下，高层考虑，邓小平的出台要缓一缓，否则就会坐实社会上以及海外关于华国锋在搞宫廷政变的流言。
这是我讲的华国锋和高层的考虑，至于大家是不是认为它是宫廷政变那是另外一回事。出于这个考虑，所以高层没有让邓小平马上出来。
然而，这绝不意味着华国锋有意推迟邓小平的复出。实际上，华国锋已经在积极为邓小平的重新复出进行一系列的筹备工作。
我将提及一些历史往事，例如，1976年12月，邓小平的政治和生活待遇得以迅速改善。当月，在华国锋的批准下，邓小平得以恢复查阅中央文件的特权。
这实属罕见。自批邓事件之后，邓小平便失去了查阅中央文件的权限。
在十二月，华国锋同志亲自下令恢复，此提议实乃叶剑英同志所倡导。随后，叶剑英同志的办公室主任，王守江同志，便担负起转送中央文件的职责。
这份核心文件显然并非一般县级、团级单位所能接触，亦非省、军级文件的范畴，它仅限于中央常委一阅。旨在提升其政治待遇。
改善生活待遇。
那年的十二月，邓小平同志不幸患上严重的前列腺炎，并伴随严重的尿潴留症状。在华国锋同志的批准下，他被紧急送往北京301医院接受治疗，并由享有盛誉的泌尿科专家亲自主刀进行手术。
邓小平手术方案获华国锋批准。
而且，在邓小平接受手术之际，华国锋特地安排将他接至玉泉山，并由华国锋、叶剑英、李先念以及汪东兴四位领导同志共同向其汇报了粉碎“四人帮”的全过程。
此规格实属非凡，一位中共中央主席，一位中共中央副主席，以及两位政治局委员——李先念与汪东兴，四人共同向邓小平同志汇报了粉碎“四人帮”的全过程。在我看来，这样的规格无疑极为崇高。
我们深思熟虑，认为向邓小平同志传达粉碎“四人帮”的详细过程，实则途径繁多。例如，可以递交一份正式文件，若需亲自呈递，中央办公厅仅需派遣一位主任或副主任便足矣。
华国锋并非如此。
华国锋以极为庄重的形式，集体向邓小平递交了请愿。这一举动透露了何种信息？
显然，这一举措充分彰显了华国锋，以及叶剑英等高层领导者的意图，即调整原先对邓小平的待遇，为他的重新归来铺路。
实际上，在1977年一月份，中央秀才班子负责为华国锋起草中央党政军干部大会的讲话稿时，华国锋已经在草稿中明确提出了让邓小平重新归来的提议。这一内容早在当年一月份便被纳入了讲话稿之中。
随后，鉴于中央党政军干部会议的召开时间被推迟，未能如期在元月份举行，因此会议时间调整至三月。在此背景下，华国锋于三月正式对外宣布。
这个过程表明华国锋没有在任何时候要去阻挠邓小平。至于没有让邓小平马上复出，那是出于策略考虑，出于政治策略的考虑，不是要有意的拖延。
而且很快邓小平在1977年的7月份，就是十届三中全会就复出了，离粉碎“四人帮”仅仅九个月的时间。这个也说明，官方，包括学界长期以来说华国锋要拖延和阻挠邓小平复出这个说法是不实的。
这是第二个华国锋事实。
第三个问题：两个凡是
华国锋自80年代起，所面临的最受争议的议题，莫过于“两个凡是”的提法。
我前面说到的官方对华国锋的四个负面评价，第一条就是“推行和迟迟不改正‘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
固然，华国锋在“两个凡是”的问题上负有责任，至于对其评价，我们留待后续详谈。
他固然曾提及“两个凡是”，然而此事的复杂性远超官方所做出的定论，亦远非众多研究文献所描述的那般简单。
我的研究揭示，“两个凡是”这一表述实际上仅被提及过四次。
首度提及此事者，乃华国锋也。那是在1976年的10月26日，华国锋亲自召集中央宣传口领导小组的负责人，举行了一次重要会议。
在本次会议的发言环节，华国锋就揭露批判“四人帮”议题进行了阐述。鉴于他主持中央宣传部门的会议，核心议题正是探讨在粉碎“四人帮”之后，如何开展对“四人帮”的揭露和批判工作。
谈及揭露和批判“四人帮”之际，华国锋曾言：
在批判时需留意，对于毛主席曾发表言论或表示赞同的事项，切勿妄加非议。例如，关于“八个样板戏”，我们仍应继续上演；若有个别演员表现不佳，只需更换人员即可。
我所阐述的内容，大体上忠实于华国锋的原始表述。虽然不敢断言字字精准，但基本保留了其原话的风貌。这是“凡是”概念的首次提出。
此次“凡是”，仅从华国锋的言谈语境中，便能明显察觉，其论述焦点在于针对揭露批判“四人帮”的相关问题。
在“四人帮”被彻底击败之际，若“八个样板戏”暂停演出，华国锋深恐此举会激发人们对毛时代的质疑之声。
如前所述，此类议论在海内外已有广泛流传。因此，他提及毛主席曾表示赞同的事项，你便无需再行批评。
特别提及了“八个样板戏”，其中若提及演员表现不佳，便会提及刘庆棠与钱浩亮。
鉴于汇报中有人提出疑问，关于目前是否能够继续上演这“八个样板戏”，原因在于其中涉及了刘庆棠与孙浩亮两位演员。
他言，电影虽可或缺，然于舞台上，更换演员即可。
此次提出“凡是”，实乃华国锋在安排开展对“四人帮”批判工作时所采取的一项具体工作方针。此举措与后来研究者所言华国锋首次提出“两个凡是”，意图将其用作“政治棍子”的观点，实无关联。此乃首度提出。
自左而右，依次为陈云、邓小平、华国锋、叶剑英、李先念、汪东兴，他们均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上齐聚一堂。
在1976年11月30日，这一日，政治局委员兼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吴德，于四届人大常委会第三次会议上，就粉碎“四人帮”的详细情况进行了汇报。
他在最后说：
“无论毛主席的指示，无论他的话语，我们都要全力以赴去践行，务必做到尽善尽美。他曾指出‘四人帮’曾对我们造成了诸多干扰，如今‘四人帮’的干扰已被清除，因此我们有理由相信，我们能够做得更加出色。”
二度谈“两个凡是”。
吴德事后阐明，他在那个特定时刻提出“两个凡是”的原因，主要是基于这样的考量：通过引用毛泽东的指示，旨在证实华国锋采取粉碎“四人帮”的行动，完全是秉承毛泽东的意愿，而非与之相悖。
换言之，吴德旨在借助“两个凡是”的原则来论证粉碎“四人帮”行为的合理性。这一观点与他在后续论述中提及的，意图将“两个凡是”作为政治工具的说法并无关联。这就是第二点。
第三次，在1977年2月7日，《红旗》杂志发表了一篇题为《学好文件，抓住纲》的社论。“凡属毛主席所做出的决策，我们均予以坚决维护；凡属毛主席的指示，我们无不坚定地、一以贯之地予以遵循。”这乃“两个凡是”理念之最为经典的表达，此乃第三次提出。
那第四个阶段，便是我在先前所述，发生在1977年3月14日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华国锋同志的重要讲话。
最后，他提到：
凡属毛主席所做出的决策，均应予以坚决维护；而对于任何可能损害毛主席形象的行为或言论，均应立即予以制止。
需留意，华国锋于1977年3月所提出的“两个凡是”观点，与二七社论中所阐述的“两个凡是”经典论断，存在半句之差。
自那次讲话之后，华国锋很快便意识到“两个凡是”的提法存在不足。这一点，是他后来亲口所确认的。
尽管是在“两个凡是”遭到批判之后表达的观点，但这并不意味着华国锋是在因“两个凡是”的批判而作出此言。并非如此。
自1977年3月之后，华国锋以及其他中央领导人的发言，以及中央文件的表述，均已不再提及“两个凡是”的概念。即便是华国锋本人，自那时起亦未曾再提起“两个凡是”。
因此，我认为“两个凡是”这一方针在1977年3月已经告一段落。
关于“两个凡是”这一观念的广泛存在，无论是在中共党内还是党外，我认为这又是另一个需要探讨的问题。
华国锋已察觉到“两个凡是”的表述存在瑕疵。当然，他若认为“两个凡是”存在缺陷或不够周全，这并不等同于他对文革意识形态的反思。我并未作出如此断言。
我认为他在此问题上存在一定的局限性。然而，这与他持续坚守并捍卫“两个凡是”的原则并非一回事。这是第三个问题，即关于“两个凡是”方针的讨论。
第四问：关于压制真理的讨论
自80年代起，便形成了一个近乎定论的看法，即华国锋对于始于1978年5月的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采取了抑制性的立场。
近三年来，我不断寻觅有关华国锋如何遏制真理标准讨论的文献资料，然而时至今日，我并未发现任何他严厉抨击真理标准的文字记载。无论是何种资料，均付之阙如。
汪东兴的事迹，自是材料丰富，不容置疑。吴冷西、熊复、张平化亦然，资料众多。唯独华国锋压制真理标准讨论的相关材料，我未能搜寻到。
那么好，华国锋压制真理标准的这样一个结论是怎么来的呢？
后来我得知，在1979年的理论工作务虚会议以及1980年中共中央高级干部就历史问题展开的讨论中，若干事项被提了出来。究竟是什么事项呢？
首先，在1978年六月，当有人向华国锋咨询是否应当就《红旗》杂志对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发表立场时，华国锋明确表示不予表态。这便是一个显著的例证。
第二个依据，据悉，1978年10月16日，海军政委苏振华在海军党委会上传达了华国锋提出的六项指示。这六项指示中的首要一条，明确指出对于真理标准的讨论，切勿急于作出回应。
经过广泛查阅资料，尽管我所搜集的资料或许并不全面，然而经过反复筛选，似乎最能体现华国锋对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立场的信息，便是这两份材料。
我个人坚信，这两份材料根本不足以证明华国锋对真理标准讨论持有压制立场。事实上，我倾向于认为，这种现象或许与华国锋一贯秉持的对意识形态的审慎态度及其个性特点息息相关。
以下是对原文的润色：以一实例为证。在1978年4月7日，中央宣传部门向华国锋与汪东兴汇报全国宣传工作会议筹备进展之际，张平化、廖井丹及朱牧之三位同志先后两次恳请华国锋就理论争鸣议题发表个人意见。
当时，理论问题引发了广泛的争议与热议，诸如关于按劳分配的原则、唯生产力论的探讨、持续革命的理论探讨，以及资产阶级法权的相关议题。
彼时揭批“四人帮”之际，理论界已率先提出相关议题。然而，由于这些问题与毛泽东同志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遂引发了诸多争议。人们质疑这些问题的讨论是否可行，担心一旦深入探讨，便会触及到毛主席的尊严。
张平化、廖井丹与朱牧之，皆为新任中宣部部长及副部长，他们在多次谈话与汇报中，均恳请华国锋对相关理论问题予以明确表态。
华国锋两次婉言谢绝，且其态度之坚决，言辞间流露出不容置疑的坚定。他言，对于理论问题，尚不宜急于发表看法。他认为，理论界的思想活跃，实为一件好事。这都是他的原话。他说放开一些，活跃一些对于理论有好处。如果我现在就对理论问题表态，别人就不好说话了，因为我是中共中央主席。
那是1978年4月7日，因此，后来有人便指出，华国锋对于《红旗》杂志及海军党委有关真理标准问题的沉默，在我看来，实则与他当时的心态、性格及主张相吻合，绝无证据表明他意图通过沉默来压制真理标准的讨论。
这是第四个议题，涉及真理标准的讨论问题。
第五个问题涉及的是关于拖延现象及其对老干部工作恢复所造成的阻挠。
多年来，针对拖延与阻碍老干部工作恢复的现象，我的研究亦未能觅得确凿无疑的100%证据。
汪东兴曾阻拦对冤假错案的平反，相关证据材料确有存档。然而，关于华国锋妨碍老干部职务恢复及推动冤假错案平反的记录，至今尚未发现相应材料。
相反材料存在。根据目前当事人所披露的资料，我倒是发现，华国锋在恢复老干部工作方面，确实做出了不少积极的贡献。
我就讲三个人，第一个，胡绩伟。
胡绩伟是文革前《人民日报》的副总编辑，文革当中当然作为走资派被打倒了。文革后期被调到国务院政治研究室去编《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粉碎“四人帮”以后，他还在国务院政研室工作。
此刻，有人提议，期望胡绩伟重返《人民日报》的岗位。当时，《人民日报》的主管领导是鲁英，或许一些资深的读者还记忆犹新，鲁英是从《上海解放日报》调任而来的，其能力备受质疑。尤其是他曾是“四人帮”的追随者。因此，《人民日报》的编辑和记者们纷纷强烈要求罢免鲁英，并力主胡绩伟的回归。
胡绩伟的不愿归返，源自华国锋亲自与其进行的交谈，这一信息系胡绩伟本人所公开透露。
1976年10月的尾声，华国锋亲自拜访胡绩伟。面对此邀，胡绩伟婉言谢绝，声称自身能力尚不足以胜任。
华国锋当时采用了一种激励策略，他言辞中暗示，即便你的能力有限，也比不上那位无能的主编。
鉴于《人民日报》的诸多记者与编辑对鲁英的评价颇为负面，他们甚至将他视为一位能力不足的主编。
此言一出，胡绩伟顿时情绪高涨，他直言不讳地表示，自己的水平自然比我要略胜一筹。
华国锋言：你若能，我亦能。
胡绩伟重返《人民日报》之职，系由华国锋亲自商谈决定。
例二是胡耀邦。
胡耀邦在1976年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以后就靠边站了，他的职务没有被罢免，还是中国科学院党的核心小组第一副组长，但是已经不是实务，靠边站，在家里赋闲。后来在粉碎“四人帮”以后，叶剑英推荐要重新启用胡耀邦。
华国锋说的。
胡耀邦之女满妹在其著作中自述，提及华国锋曾亲自至胡耀邦府邸造访，力邀胡耀邦复出，然而胡耀邦婉言谢绝了这一提议。
继而，华国锋特邀叶剑英协助，鉴于叶剑英与胡耀邦之间深厚的私人情谊，经叶剑英的积极推动，胡耀邦最终应允了这一请求。
紧接着，华国锋再次与胡耀邦进行深入交谈，并明确告知其将被委以重任，赴中央党校担任副校长一职，全面负责日常事务。这番谈话亦是由华国锋亲自发起。
例三：张爱萍
华国锋曾亲自与张爱萍进行了一番交谈。关于此事，乃是其子张胜在个人著作中予以揭露。
在1977年三月，华国锋亲自与他的父亲进行了会面，并进行了深入交谈。在这次与张爱萍的对话中，气氛尤为融洽。张爱萍离去之际，华国锋便告知他，有一件物品尚存于己处。
张爱萍询问华国锋是否有所物品，华国锋随即拿出了张爱萍在文革期间被囚禁时所创作的三首诗作。这些诗作无不激昂地倾诉了他的愤懑之情。
张爱萍瞥了一眼，果然是出自自己笔下。他感到疑惑，这首诗怎么会落入你的手中？
鉴于华国锋于1972年接替谢富治，肩负起公安部长之重任，因此极有可能是在他任职期间，有人将张爱萍的资料呈报至其案前，被华国锋所留心。正因如此，华国锋在称赞“璧归赵”一诗的同时，亦表示赞赏，遂决定将其保存。
随后，华国锋向他透露，中央专门委员会已决定由我接替职务。中央专门委员会，全称为中央专门委员会，系一个专注于原子能工业的中央机构。该委员会成立于1962年11月，由15位委员组成。
在文革期间，该专委会显然遭受了严重的破坏，支离破碎。文革前夕，周恩来同志担任中央专委主任的职务。随着“四人帮”被粉碎，华国锋同志接任中央专委主任一职。
显然，华国锋自然要承担双重职务，中央专委必须有一位负责日常事务的主导者，那么这个人会是谁呢？
华国锋与叶剑英均有意让张爱萍接任此职务。因此，华国锋正式邀请张爱萍担任中央专委日常工作的副主任，并再次邀请其重返岗位。本月，华国锋发布了任命张爱萍的正式命令。
这三个人都是文革当中有名的走资派，特别是胡耀邦和张爱萍，是刚刚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中被作为邓小平“四大干将”的两个人。
在批邓反右运动期间，邓小平被指责为“四大黑干将”之一，其中一员是中国科学院的胡耀邦，另一位是国防科工委的张爱萍，第三位是教育部的周荣鑫，而第四位则是铁道部的万里。在这“四大黑干将”中，有两位是华国锋亲自与他们谈话，邀请他们重返政治舞台。
传闻未经核实，仅凭传闻，万里同志被任命为安徽省委第一书记的消息，据称是华国锋同志亲自进行谈话确认的。
因此，尽管我未能搜集到华国锋阻挠或延迟老干部工作恢复的资料，但依据现已公开的资料来看，他在积极促进老干部工作恢复方面确实付诸了诸多努力。
1979年11月，华国锋于英国伦敦隆重揭幕了周恩来同志的故居。
冤假错案平反
我看到的材料涉及两件事。
其一，乃内蒙古文革时期最为重大的冤假错案——内人党冤案，以及内蒙古人民革命党冤案。
华国锋亲自推动了此冤案的昭雪。在中央正式批准之前，他对内人党冤案的平反报告进行了修改，并且亲自草拟了整个为该冤案平反的中央批文。此事一脉相承。
第二个事情，1978年，当胡耀邦领导的中组部跟中央专案组发生矛盾的时候，我们知道中央专案组是汪东兴负责的，1978年，胡耀邦在平反冤假错案的过程当中，就要求中央专案组把原来冤假错案的材料转到中央组织部，但是被汪东兴拒绝了。后来，是中央常委开会决定，要求中央专案组把所有材料转给中央组织部。
此次会议由华国锋同志主持，其事实已由文献资料所佐证。
因此，我认为关于华国锋在平反冤假错案问题上的拖延与阻挠之说，与历史事实不尽相符。
这构成了第五个议题，涉及拖延现象以及对于恢复老干部工作与平反冤假错案的干预与阻碍。
第六问：引进与开放
自80年代起，无论是官方文献还是学者的研究，普遍认为中国的改革开放始于十一届三中全会。然而，根据我近年来的研究，发现我国对外开放与引进外资的进程实际上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之前便已悄然启动。
开放引进与华国锋密切相关。
众所周知，1976年，我国经济遭遇了剧烈的下滑。在文革的十年间，我国经济出现了三次负增长，分别是1967年、1968年以及1976年。
1976年，我国经济形势严峻异常：粮食与棉花产量双双下降，原材料、燃料、动力及交通运输业均遭遇严重滑坡。因此，当时的经济状况紧张至极，财政压力亦不容小觑。
在这种情境下，华国锋提出了一项颇具远见的策略，即“借鸡生蛋”，通过筹集资金来推进建设事业。
谁的资金？显然不是我国自有的资金，我国的财政状况一直较为紧张，因此我们转向寻求西方国家的资金支持。鉴于此，华国锋自1977年起便倡导引进外国的设备、资本和技术。
众所周知，在1973年，周恩来总理亲自主持下，国家计委曾提出一项涉及43亿美元的引进计划。
华国锋于1977年对原定的43亿美元引进计划进行了大幅扩充，规模从43亿美元增至65亿美元。
继而，在1977年10月，该引进计划规模得以扩充，由原先的65亿美元增至100亿美元。
截至1978年2月，该数额已从150亿美元增至180亿美元，至3月份，这一数字进一步攀升至200亿美元，而到了4月，数额更是大幅膨胀，达到了500亿美元。
此过程与华国锋指导密切相关。
自1977年起，华国锋屡次重申，我们必须借助外国的资金与技术，以推进我国的四个现代化建设。
鉴于华国锋深感时间紧迫，周恩来在1975年召开的四届人大一次会议上提出了四个现代化的宏伟目标。鉴于宣布的目标是在20世纪末达成，截至1976年仅剩23年的时间，华国锋进而提出，应借助外部力量来推进国内建设。
然而，在1978年这一重要年份，华国锋同志积极倡导，我国政界、学界以及企业界同仁纷纷走出国门，拓展视野。因此，当年我国掀起了一股出国考察的热潮。
华国锋亲自提出建议，派遣了两支代表团进行国际考察。其中一支由李一氓领导的中国共产党工作者代表团，他们将前往哪些国家进行访问呢？
此次出访罗马尼亚与南斯拉夫，代表团的核心任务是调研欧洲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状况与建设成果。
另一位领导是时任副总理的谷牧，他率领的中国政府代表团对西欧五国进行了实地考察，这五国分别是法国、瑞典、比利时、西德以及丹麦。
长期以来，该考察团的来源始终是个谜。直至有一位当事人——张更生，他曾是广东省委副书记兼副省长，后来担任吉林省长。在回忆往事时，张更生透露，他曾亲自向华国锋询问，得知这个考察团正是华国锋亲自倡议成立的。
因而，直至1978年，方掀起了出国考察的热潮。此外，华国锋在引进技术的问题上，率先提出了“四个一点”的方针。
众所周知，1978年，我国提出了“四个一点”的响亮口号。“拓展思想之域，壮胆前行，寻求更多策略，加速步伐”，这“四点提升”的口号，最早由华国锋同志在1978年7月的中央政治局汇报会议上提出。起初不完善。
因此，提及中国的对外开放与吸引外资，实际上这一进程早在1977年就已启动，并非仅限于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这构成了第六个要点。
第七问：工作重点转移
长期以来，我们形成了一个共识，这一观点源自官方立场——自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和国家的工作核心已转向经济建设领域。
确实如此，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之前，工作会议正式宣告，将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全面转向现代化建设的轨道。
自粉碎“四人帮”以来，这一历史重点的转移便已悄然开始。长期以来，人们普遍认为华国锋在粉碎“四人帮”之后，依旧坚持将阶级斗争作为核心指导思想，这一观点虽有道理，却也不尽准确。
确实，在华国锋的讲话、报告以及文章中，阶级斗争被多次提及。然而，若深入考察华国锋的政治实践，便会发现他并未将阶级斗争视为粉碎“四人帮”后关注的焦点。除了开展一场运动——即揭批“四人帮”的运动之外，华国锋并未将其他活动与此相提并论。
在华国锋粉碎“四人帮”后举办的首次会议上，召开了哪次会议？那便是第二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
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当时农业状况极为严峻。正如我所言，政治活动与自然灾害的双重打击导致粮食与棉花的产量大幅下降。
因此，华国锋主持的首次全国性会议是在1976年12月举办的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目的在于提升农业发展水平。至于采用学大寨的模式，这属于另一个议题，我们另作讨论。
次次会议召开于1977年三月，系中共中央举行的工作会议。
本次会议的议程涵盖两项主要议题。首先是针对“四人帮”的批判运动，具体指的是1977年对“四人帮”的揭露与批判行动。另一项议题则聚焦于国民经济发展的长远规划，即涵盖1975年至1985年这一十年的发展蓝图。讨论的核心集中于这一十年的规划内容。
第三次会议乃是在1977年4月至5月间举办的全国工业学大庆大会。
业已着手推进农业领域的改革，随后便着手制定并实施了十年规划，紧接着便是聚焦于工业发展。紧接着，便召开了工业各行业系统的会议，议题涵盖了煤炭、石油、电力以及机械等多个领域。
紧随其后的是全国财贸系统学大庆会议的召开，此后的1978年，又相继举办了全国科学大会及全国教育工作会议。
我对华国锋在1977年至1978年间的情况进行了整理，发现在此期间，除开展针对“四人帮”的批判运动外，并未发动任何以阶级斗争为核心的政治活动。
因此，我认为自1976年起，他实际上已将重心转移至经济领域，换言之，其关注的焦点已不再是阶级斗争。这一点，与他屡次在报告及演讲中强调以阶级斗争为纲的立场，我认为需要具体分析。
在1987年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全体会议间隙，邓小平同志与华国锋同志于休息室展开了亲切的交谈。
第八问：个人崇拜问题
在这方面，我亦搜集到了若干资料，尽管内容尚不完整。这些资料主要来源于“四人帮”被粉碎初期。
实际上，所谓的华国锋个人崇拜现象，并非源自他本人的推动。官方的定论是，个人崇拜的形成与华国锋的制造与接受密切相关。
我认为接受程度多少还是有所依据的。然而，将个人崇拜的责任归咎于华国锋，实属不公。实际上，最早提出将华国锋定位为新权力核心的，正是叶剑英与汪东兴两位领导人。
叶剑英本人亦对此予以认可，他明确表示，提出这位英明领袖的观点，正是出自他的首倡。此言非虚，确凿无疑。
我看到的材料，1976年的10月7日这一天，叶剑英在中央政治局会上第一次提出华国锋是我党的领袖，是毛主席选定的接班人。
“领袖”一词的首次提出，源于叶剑英同志的倡议。他明确提出，我们应广泛宣传华国锋主席的形象，大力营造对其的舆论支持。随后，包括汪东兴、纪登奎等在内的政治局成员亦纷纷表示，将全力推动对华国锋主席的宣传工作。
而且“宣传毛主席须遵循何等规格，宣传华主席亦应遵循同等规格。”
纪登奎曾负责中央政治局意识形态领域的工作。因此，他强调中央宣传部门应积极推广华国锋的形象。
华国锋似乎有些不习惯。我曾查阅到一份资料，记录了1976年11月15日，他与时任汪东兴的一次专门谈话。有人指出，我对于宣传自己的频率和方式，已经显得过分，甚至有些失当。
汪东兴不以为然地回应道，这根本不算多，他强调这是出于政治上的需要，随即巧妙地将华国锋的提议化解。
华国锋自此再无言语。然而，这却是我唯一目睹的华国锋对于自我宣传态度的异样表现，此后便未见类似情形。
而且，事态的发展表明，对华国锋同志的宣传确实超出了适宜的范畴。然而，关于华国锋同志在此期间的个人观点和看法，我并未查阅到相关资料。
1989年1月，华国锋访毛主席纪念堂。
因此，从这些角度出发，我认为有必要对华国锋同志过往两年的历史事实进行再梳理与研究，并在此基础上进行重新评价。
在1978年11月至12月举行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我认为对华国锋同志的评价显得不甚公允。实际上，会议期间对华国锋同志的批评颇多。
纵然对华国锋的指责相较于汪东兴、吴德、陈锡联、纪登奎等人略显温和，实则众多批评已波及至华国锋本人。
在华国锋于1978年的工作会议上，他展现出了极为包容的姿态。
在我国共产党的历史长河中，如此坦率且尖锐地对中央的最高领导人提出批评，这在中共历史上实属首次。作为一名专注于党史研究的人士，我坚信，在当代中国的历史进程中，类似的情形也未曾出现过。
华国锋并未对那些批评进行压制，亦未对自身所受的指责进行任何辩驳。
尽管有人对于具体的事实与情节仍存异议，但华国锋对此并无争辩。他展现出了一种全然包容的姿态。
自1978年11月启幕至12月15日落下帷幕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期间，华国锋同志先后发表了三次重要讲话。首场发言于11月10日举行，次则是在11月25日，而第三次发言则是在12月13日。
在这三次发言中，他两次进行了自我反省，分别是在11月25日与12月13日。他承认，在“两个凡是”的争议、真理标准的探讨，以及处理冤假错案等关键问题上，作为中共中央主席，他应承担相应的责任。
1978年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堪称中国共产党历史上最为民主的一次会议。虽然不敢断言此后的会议将不再出现如此情形，但在此之前，中央工作会议上从未有过如此宽松的言论环境，敢于如此开放地批评中央高层政策。
这与华国锋的包容态度直接相关。
继而，即便是曾与会者胡绩伟、于光远亦公认，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之所以能成为一场民主盛会，除却其他因素，华国锋同志的民主风范与精神亦功不可没。因此，十一届三中全会得以占据如此重要地位，我认为亦应给予华国锋同志应有的肯定。
史实部分讲完。
作者：韩钢，中央党校、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
来源：民生文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