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张纸条要毛泽东的命？叶剑英：我去趟厕所，你等我回来！
一张纸条要毛泽东的命？叶剑英：我去趟厕所，你等我回来！ 讲真，有时候决定历史走向的，真不是什么千军万马，可能就是一次不起眼的“尿遁”。 1935年9月9号，川西巴西这个鬼地方，天色阴沉得能挤出水来。右路军的干部大会开得正热火朝天，前敌总指挥部的政委陈昌浩，嗓门洪亮，正在台上给大伙儿打鸡血，唾沫星子横飞，讲的全是北上抗日的光明前途。 台底下，参谋长叶剑英心里却像压了块大石头，七上八下的。就在这时候，一个机要员跟见了鬼似的，跌跌撞撞地跑进来，手里捏着一张薄薄的电报纸，脸白得像纸一样，哆哆嗦嗦地递过...
一张纸条要毛泽东的命？叶剑英：我去趟厕所，你等我回来！
讲真，有时候决定历史走向的，真不是什么千军万马，可能就是一次不起眼的“尿遁”。
1935年9月9号，川西巴西这个鬼地方，天色阴沉得能挤出水来。右路军的干部大会开得正热火朝天，前敌总指挥部的政委陈昌浩，嗓门洪亮，正在台上给大伙儿打鸡血，唾沫星子横飞，讲的全是北上抗日的光明前途。
台底下，参谋长叶剑英心里却像压了块大石头，七上八下的。就在这时候，一个机要员跟见了鬼似的，跌跌撞撞地跑进来，手里捏着一张薄薄的电报纸，脸白得像纸一样，哆哆嗦嗦地递过来：“参座！左路军特急！张主席指明陈政委亲收！”
叶剑英接过来，眼睛一扫，魂儿都快吓飞了。电报上就几个字，可每个字都像淬了毒的钢针：“南下，彻底开展党内斗争。”落款是“张国焘”。这哪是电报，这分明就是一道催命符，一张战书！
什么叫“彻底开展党内斗争”？说白了，就是要动粗了，要用枪杆子解决路线问题。张国焘这是要摊牌，逼着右路军跟他掉头南下，谁不听话，就地解决。
您想想看，当时陈昌浩正在台上慷慨激昂地动员北上，这封电报要是当场念出来，那不等于当众抽他一个大嘴巴子？整个右路军立马就得炸锅，搞不好就是一场血流成河的内讧。
叶剑英脑子转得飞快，冷汗顺着脊梁骨就下来了。他面不改色，把那张要命的纸条往口袋里一揣，跟旁边人淡定地说了一句：“我去解个手。”
然后，他头也不回地走出会场，牵过早就备好的马，翻身就上。那动作，一气呵成，没有半点拖泥带水。
这背后到底藏着多大的雷呢？得把时间往回倒几个月。
当年6月，红一、四方面军在懋功会师，场面那叫一个感人。可热闹是表面的，内里的疙瘩大了去了。毛泽东带着中央红军，长途跋涉下来，只剩下一万来号人，一个个面黄肌瘦，枪都快拿不稳了。
反观张国焘的四方面军，兵强马壮，八万大军，装备精良，气势汹汹。这么一来，张国焘的心态就有点飘了。他觉得自己兵多将广，腰杆子硬，凭什么听你中央的？
这就好比一个落魄的创业公司老板，带着几个核心员工，好不容易找到了一个财大气粗的投资人。结果投资人一看，你这点家底还不够我塞牙缝的，公司得我说了算。
接下来的两河口会议、沙窝会议，基本上就是吵架大会。毛泽东主张北上，去陕甘建立根据地，靠近抗日最前线，还能指望苏联老大哥拉一把。
张国焘压根不听，他相中了川康这块宝地，觉得这里物产丰富，易守难攻，适合关起门来当“西南王”，积蓄力量。说白了，一个看的是全国的大棋盘，一个盯着的是自己的一亩三分地。
矛盾越闹越大，最后干脆兵分两路。张国焘、朱德带左路军，毛泽东、周恩来跟着徐向前、陈昌浩的右路军。可张国焘是走两步就找个理由停下来，又是下大雨啦，又是河水涨啦，反正就是磨洋工，一个劲儿地发电报，让右路军也别走了，回来跟他南下。
这下子，就到了9月9号这个节骨眼上。张国焘的耐心耗尽了，直接发来了最后通牒。
叶剑英打马如飞，两公里的土路，感觉比一辈子都长。他冲进毛泽东住的那个破藏楼时，里面烟雾缭绕，毛泽东正跟张闻天、博古他们几个愁眉苦脸地商量对策。
叶剑英把那张皱巴巴的纸条往桌上一拍：“主席，国焘的密电，要动手了！”
屋里的人一看，全都倒吸一口凉气。毛泽东反应极快，从桌上捡了根烧剩的火柴棍，撕了张卷烟纸，就着昏暗的油灯，飞快地把电文抄了下来。那沙沙声，在死寂的屋里听着格外刺耳。
叶剑英拿回原件，揣好，转身就走：“我得马上回去，不能让他们起疑。”
整个过程，也就十几分钟。
他回到会场，陈昌浩的讲话刚完。他若无其事地把电报交还给机要科，好像真的只是去上了个厕所。机要员再按程序把电报送给陈昌浩。
这十几分钟，就是红军的生死时速。
毛泽东他们拿着那份火柴棍抄件，当机立断：不能再等了，必须马上走！再晚一步，等陈昌浩他们反应过来，想走都走不了，搞不好全得当俘虏。
当天夜里，暴雨如注。中央红军的第一、三军团和军委纵队，在伸手不见五指的黑夜里，悄无声息地脱离了大部队，踩着泥泞，连夜北上。
第二天凌晨，陈昌浩和徐向前才看到那封电报，当场就懵了。再派人去毛泽东住处一看，早已人去楼空。陈昌浩气得暴跳如雷，派了十几个人骑马去追。
追是追上了，可又能怎么样？毛泽东站在雨里，对着追兵说：“红军不打红军，愿意北上的，就跟着我们走！”追兵们面面相觑，最后也只能眼睁睁地看着队伍消失在茫茫大雨中。
后来的事，大家都知道了。
张国焘在卓木碉恼羞成怒，公然另立中央，自封主席，把朱德、刘伯承这些反对他的将领都给软禁了起来。他带着南下的八万大军，雄心勃勃，结果在百丈关一战，被川军打得落花流水，尸横遍野。短短几个月，精锐尽失，元气大伤。
而毛泽东率领的几千中央红军，虽然历尽艰险，最终却成功抵达陕北，和刘志丹的部队会师，为中国革命保留了最后的火种。
一年后，当被打残了的四方面军，衣衫褴褛地抵达会宁，与一方面军会师时，徐向前抱着彭德怀失声痛哭。那眼泪里，有多少悔恨，多少辛酸，只有他自己知道。
张国焘的个人结局更是凄凉。他后来叛变投靠了国民党，在戴笠手下当特务，可人家也信不过他。解放后跑去香港，晚年辗转加拿大，最终在1979年，在一个寒冷的冬日，冻死在了多伦多的一个养老院里，身边无一亲人。
回过头来看，叶剑英那次“厕所遁”，真是神来之笔。他要是稍微犹豫一下，或者处理得有半点差池，后果都不堪设想。毛泽东后来不止一次地称赞他：“诸葛一生唯谨慎，吕端大事不糊涂。”这话用在巴西那个惊心动魄的夜晚，真是再贴切不过了。
说到底，决定一个队伍能走多远的，从来不是人多人少，枪好枪坏。关键时刻，还是得看脑子，看方向。方向错了，八万精兵也能给你败光；方向对了，哪怕只剩下几千人，也能星星之火，终成燎原。张国焘到死，可能都没想明白这个道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