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旦华回忆往事：毛贺秘会的真相

2025-10-07 18:06

年轻时的朱旦华

邓颖超请我上山写材料

笔者：在“大跃进”运动中，女性群体及各行业劳动者积极参与劳动竞赛，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然而，“浮夸风”现象却成为了众人指责的焦点。那么，“浮夸风”究竟是如何兴起的呢？有人认为这与“上有所好”的风气有关。

朱旦华指出，党中央和毛主席一贯倡导坚决反对夸大其词、不切实际的风气。然而，在1958年的宣传报道中，有关粮食亩产量的不实数据频繁出现。这揭示了众多关键议题。以下，我将通过一个具体案例与大家分享，以期各位研究者能够触类旁通，拓展思路。

“不见兔子不撒鹰”，此言意在强调，未经亲眼目睹、亲自核实的数据，不得随意上报。秉持此原则的同事们均严格遵守，任何违规行为都将受到相应的惩处。正因如此，妇联干部所上报的数据普遍具有较高的准确性。

基层干部们热议着丰收的盛景，每当提及妇女们在试验田中每亩地产出的粮食数量，下派的干部们便坚持亲自前往实地验收，方才肯信服其真实性。基层干部可谓是用尽心思，接连想出了各种“高招”。有时是因家中有孩子急需就医，另有时则是由于大队会计暂离岗位，无法进行核算，她便试图说服即将被下派的妇女干部，认可她们上报的试验田粮食数据。妇联的干部们始终坚守在那片试验田旁，未曾有丝毫松懈。最终，那位基层干部不得不重新上报了该试验田的实际产量数据。

综合上述更加贴近基层实际的数据，我们不难发现，公社食堂在粮食供应方面所面临的困难愈发显得尖锐。因此，我打算将这一状况向全国妇联进行专项汇报。

适值其时，1959年6月28日，邓颖超同志莅临南昌，此次之行旨在对江西省妇联的工作进行全面考察，之后她将赴庐山参加重要会议。江西省妇联的同事们早已对邓颖超大姐的崇高声望耳熟能详，许多人更是有幸首次目睹大姐的风采，激动之情溢于言表。邓大姐待人谦逊有礼，平易近人，毫无半点架子。妇联同仁们对她深信不疑，毫无保留地向她汇报了基层的摸排情况，正是如此，公社食堂存在的问题才得以被揭露出来。

我整理了一首描绘公社食堂的顺口溜，特此献上，期盼邓大姐一听到这曲调。

走进食堂门，

稀稀拉拉一大盆，

锅里照见人，

碗里照见魂。

走出一条街，

裤子被扯坏。

此句俚语道出了公社食堂饮用稀饭的往事，那稀粥之稀，竟似能消磨归途的脚步，甚至让排尿的次数也不由得频繁起来。形象逼真、充满活力、富有象征意义。邓大姐闻言后，不禁惊疑地追问：“竟到了这种地步？”

我沉重地点点头。

“庐山会议期间，我们必须对以下具体文件有所了解。旦华，能否劳烦你将这些资料进行归类整理？”

“真是太好了！久违了，大姐们，我已有一段时间未曾为你们搜集资料了。”提及在中央妇委的往昔岁月，心中不禁涌起一股温馨的感觉。

“请加入我们，准备庐山材料。”

“非中央委员。”我摇头。

“得悉老方已登临峰巅，此乃分内之事。切记，江西省委此次担当东道主的重任，地位尊崇无比。”

方志纯（方志敏的胞弟，当时身为江西省人民政府副主席，于1949年6月与朱旦华结为连理。已然登临巅峰，此次庐山之行，他的使命与西柏坡七届二中全会时的责任相若，那就是确保大会的安全。在过去的数日里，我们已投入了大量人力对庐山进行了全面细致的排查，甚至发现了一枚未爆的手榴弹，它似乎遗留在解放前的时光中。在邓大姐的诚挚邀请下，我于6月29日与她携手攀登，一同抵达了庐山的巅峰。

毛主席宴请曾志、水静和我。②

笔者：庐山，您曾遇水静。江西省委书记夫人同上，贺子珍与毛主席会面？

朱旦华：几十年自然的事。

翌日，邓大姐便匆匆赶往大礼堂参加预备会议，而我则选择留在方志纯的住处，专心致志地撰写相关材料。经过五六天的辛勤劳作，我终于完成了邓大姐所需资料的整理工作。大约在登山活动进行到一周之际，方志纯突然来访，告知我毛主席将在下午邀请我一同共进晚餐。

惊喜地问：“去吗？”

方志纯：“非女同志。”

我喜出望外，兴奋之情溢于言表，竟未察觉到方志纯言语中蕴含的深刻含义。

昔日井冈山的战友，亦为贺子珍的挚友，曾志莅临南昌进行探访。她上山后向毛主席汇报，贺子珍的精神状态相当清醒。毛主席随即提议，想要亲自一睹她的风采。

次日午后，在180号（美庐）的居所，毛主席特地邀请曾志、水静以及我一同享用了一顿丰盛的晚宴，共有四道美味的佳肴。其中，一道是色泽鲜亮、令人垂涎的青椒炒肉丝，另一道则是香辣扑鼻、令人欲罢不能的炸辣椒。江西人对辣的钟爱由此可见一斑，而毛主席的偏好更是对辣情有独钟。见我举筷犹豫，主席微笑着调侃道：“你这个上海来的朋友，也应该学会品味一些辣味。”接着，他又轻声安慰我，“江青无论如何也不喜辣。”说完，主席开怀大笑，我们也跟着他一同欢笑起来。

主席神态安详，待餐事渐近尾声，遂言：“衷心期盼能与贺子珍重逢，不知该如何妥善安排？”

曾志未发一言，目光如炬，牢牢地盯着我。她对我与毛泽民之间的姻缘了如指掌。我亦保持着缄默。水静性情直率，笑容满面地开口：“这有何难？我们只需悄然将贺大姐接到山上即可。”

主席的目光落在我身上，似乎在向我示意，或许是要我陪同水静一同去迎接贺子珍？在这四位同伴之中，我与主席携手守护着一个深藏的秘密。追溯至1949年6月的岁月，那时，贺子珍与贺怡——贺子珍、毛泽覃配偶在天津的这段辗转旅程中，我与方志纯携手陪伴两位姐妹抵达了上海。那次事件的处理显得格外得体，时至今日，各方对此仍未引发较大的反响或波动。仍缄默不语。

贺子珍、贺怡姐妹

我那时的思绪如同波涛汹涌的海面，深邃且错综复杂。这或许是因为我的年龄与过往经历，亦或是身处于毛泽东家族这个特殊身份，使我陷入了深沉的思考之中。毛主席切盼与贺子珍重逢，心中所念，无非是想与她作最后一次的告别。无论此次重逢的结果如何，它都将深深刻印在他们的记忆之中，留下难以抹去的印记。“风雨同舟十年，他们真可谓是一对共度患难的伴侣。”毛泽东历来珍视旧日的情谊。

“当局者迷”，我深信，毛主席与贺子珍二位心中都怀揣着在此重逢的殷切期望。至于我，只能选择沉默以对。

主席问：“旦华，你怎么看？”

我只能表态：“听主席的。”

毛主席轻轻点头，所有事宜顿时尘埃落定。曾志随即亦不再对此事过多插手。

近年曾志回忆录称，陶铸曾阻止她。曾志写道：陶铸曾警示：“若江青得知此事，其后果将不堪设想。”自此，我遂毅然抽身，不再涉足其中。直至近日，我才得知，朱旦华同志与水静同志曾陪伴子珍一同攀登高峰，与毛泽东同志亲切会晤。③

陶铸、江青、曾志、毛。

我陪贺子珍山上住宿。

朱旦华：在江西省委第一书记杨尚奎的精心安排下，我与水静于7月7日午后两点稍过，踏上归途，目标直指南昌，以期迎接贺子珍的到来。

庐山与南昌相隔的距离并不算远，仅约二百里路，乘车前往大约需时三个小时。当我步入车厢，水静便在我耳边低声说道，杨尚奎在出发前曾特别交代，主席有明确的指示，不可将上山的目的告知贺子珍，以免她情绪波动过大，影响到她的健康。我们达成共识，决定以“贺子珍同志系资深老红军，江西省委特邀请她上山避暑”为题，将她接到山上居住。贺子珍同意了。

7月8日的午后三点整，一辆小车如约抵达了贺子珍在庐山的寓所。在悄无声息中，无人察觉到贺子珍已被秘密接至庐山。不久，她悄然步入江西省委指定地点——庐山牯岭涵洞左侧的一处隐蔽小招待所，入住那间被称为“二十八号”的房间。

随着夜色渐深，水静匆忙离去，而贺子珍则立刻投入了紧张的工作，开始处理各项事务，并向毛主席及杨尚奎进行汇报与部署。我和贺子珍同住在一间招待所的卧室中。

庐山夜静。贺子珍叹道：“悔矣！”我理解地点点头。

自1949年6月与贺子珍初识，我有幸得以前往北京参会。在此期间，我有机会向中央妇委的几位大姐咨询有关贺子珍离开延安的原因。众所周知，毛主席和贺子珍的性格都较为急躁。毛主席尤为擅长运用幽默，他是一位充满幽默感的杰出领袖，在延安时期深受青年们的热烈爱戴。青年男子与毛主席亲切交谈时，贺子珍的脸上总是洋溢着热情的微笑；但每当女青年与毛主席的交谈时间过长，贺子珍便会露出不悦之色，有时甚至为此而“闹起小脾气”。毛主席与中央妇委的众位大姐纷纷前来安抚她，但贺子珍始终未能平静下来，她的疑虑如同潮水般愈演愈烈。

1937年炎炎夏日伊始，一位外籍女记者有幸得以采访毛主席。在中央其他几位同志的陪同下，她们共同举杯畅饮。正当毛主席与女记者热情碰杯之际，贺子珍急匆匆地赶到现场，她果断地取走了毛主席手中的酒杯。

主席即刻向那位女记者致以诚挚的歉意，脸上流露出不安的神色，解释称其妻子受教育程度有限，对某些国外的风俗不甚了解，恳请对方能够予以谅解。贺子珍由此感到自尊心遭受了打击，情绪激昂，引发了一场不小的风波。

晚上，毛主席指出，贺子珍的这一行为在外界记者眼中可能对我党的形象造成不利影响，故而要求她对组织进行自我反省，以防止类似失误的再次发生。但贺子珍对此深感难以接受，她误以为毛主席是在对她的文化素养表示不满，因此坚定地拒绝进行自我批评。毅然告别延安，她决定先行赴上海接受治疗，随后再前往苏联深造，决意不让毛主席低估了自己的抱负。贺子珍内心深处仍怀揣着一个梦想，那就是依靠自身的力量为党组织献出更多，而不仅仅依赖毛主席的声望。

贺子珍和李敏

在贺子珍即将告别延安之际，毛主席深情地挽留她，话语中洋溢着浓厚的情感，大致说道：平日里，我鲜少落泪，但有三件事能让我泪流满面：一是听闻贫苦民众的哀嚎，目睹他们所遭受的苦难，我便无法自控，泪水如泉涌。二是与我的通信员共事，他们的离去让我难以割舍，其中一些英勇牺牲，让我悲痛欲绝。三是曾在贵州，听闻你身负重伤，命悬一线，那时，我也忍不住泪如雨下。如今，我的处境已与“左”倾路线时期大相径庭。我拥有了发言权。此后，我定会竭力避免让你再像过去那样，承受过多的磨难。

毛主席的言辞愈发铿锵有力，贺子珍内心的委屈情绪愈发浓重，她离开的决心也愈发坚定不移。在情感的漩涡中，女性似乎更容易陷入一种不可思议的循环，总是对已握在手中的珍惜不足，却对那些遥不可及的美好心生向往。正因如此，贺子珍作出了抉择，她选择了离开延安。

贺子珍甫抵西安不久，上海便燃起了战火，导致前往上海的行程不得不取消。于是，她毅然决然地决定直接前往苏联深造。然而，毛主席再次通过他人转达口信，恳切地邀请贺子珍返回延安。蔡大姐称李富春当时在西安八办。西安八办亲自赴往慰藉贺子珍，然终未能使其动摇，贺子珍意志之坚，毅然决然选择踏上了前往苏联的征途。西安八办无奈之下只得安排她乘坐汽车赴兰州。毛主席再度派人传信，并通过电报邀请她返回延安，明确指示她不要前往苏联。但贺子珍并未对这一召唤给予重视。她性格中透露出一股不屈的韧劲，坚持前往新疆的迪化，最终抵达了苏联。

贺子珍在苏联

于南昌休养之际，贺子珍向我透露，毛主席曾三次试图将她留下。起初，在抵达西安后，他通过口头和电报传达了不舍之意；接着，在前往兰州途中，毛泽东再度发电报表达了他的眷恋；最后，在贺子珍抵达苏联不久，毛泽东写信询问：“难道我们真的必须分别？”贺子珍答复：“是的，我们必须分别。”⑤

我目送贺子珍缓缓地洗净了面容，她躺在床榻之上，双眼圆瞪，远眺着那遥远的天际。

夜幕降临，贺子珍无言地瞪着一双闪烁的大眼，凝视着窗外。我本想劝慰几句，终究还是把话咽回了喉咙。毛泽东与毛泽民，皆为一时英豪，而哥哥毛泽东更胜一筹。他们兄弟之间的情谊与命运，实乃可遇而不可求。若能相逢，便当珍惜；若已离去，便当学会放下。放下，有时也是一种新的领悟，一种新的珍视。放下与珍视，犹如庐山的巍峨峰峦，亦似窗外的风云变幻。那魅力，永远深藏在似曾相识而又陌生的微妙之中，有意识地放下，恰是这种魅力的深刻体现。

笔者：朱老，您言辞含哲理。

朱旦华：傻孩子，爱情似诗。

远眺宛如连绵的岭峦，近观则似耸立的峰巅，不论远近高低，景致各有千秋。未识庐山真面目，皆因身处其中。风光如斯，人生亦复如此，爱情亦莫不如此啊！

那一夜，我们同床而卧，却辗转反侧，难以成眠。直至晨曦微露，贺子珍的目光始终紧锁窗外，她低声而不断地呢喃：“我真是后悔。”

翌日，我未能目睹贺子珍拜访毛主席的过程，亦无从得知他们之间的具体谈话内容，以及他们下山归来的具体细节。

1959年7月9日的夜晚，毛泽东与贺子珍在美庐别墅共度了一次温馨的相聚时光。

贺子珍下山，江青随后登庐山。1959年，庐山之巅，我与江青，以及她身边的护士，以及庐山管理局党委书记楼绍明之妻李培君，共同踏上了游览山川、捕捉光影的旅程。江青对此事一无所知，直至后来才听闻贺子珍也曾登上此山。

江青的护理员，江青女士，朱旦华女士，以及李培君女士。

毛主席未出席庐山合影的说法

朱旦华：1959年七月末，庐山之巅的“神仙会”气氛渐趋紧张。原本由江西省委精心策划的晚间休闲舞会，很快便门庭冷落，而预定的电影放映也鲜有人问津。在会议期间及会后，与会者们的热议与激烈辩论此起彼伏。清晨与傍晚时分，随处可见三五成群的人群，他们声音激昂，热烈地投入到一场场激烈的讨论之中。

全国多省份第一书记频繁上山。各地人民公社的推进速度不尽相同，各地区的“浮夸风”与“共产风”现象亦呈现出各自的特点。考虑到领导层在理论修养和认识深度上的差异，庐山会议上的争议在所难免。这种程度之深的争论，在党的高级干部会议中实属罕见。

自7月23日始，一股紧张的气息在会场外围弥漫。尽管众人对于究竟发生了何事一无所知，但内心的直觉却清晰无误，定是发生了不同寻常的重大事件。

七月政治局扩大会议延期至圆满闭幕，紧接着，中央全会随即召开。此乃党史唯一。

自8月2日第八届八中全会召开至今，楼前已不复争执之音，众人的神态亦变得庄重而凝重。党员们对组织纪律的约束心知肚明，不敢随意窥探他人私事。直至8月16日午时，第八届第八次全会顺利落下帷幕，我方才得知彭德怀同志与张闻天同志涉嫌犯了所谓的“错误”。但关于他们具体犯了何种“错误”，相关信息并未对外予以公开。

经过47天的紧张会议，终于落下了帷幕。负责此次会议后勤保障工作的江西省委同仁们，内心悄然松了一口气。1959年的庐山会议，作为新中国成立后中央在庐山举办的首次盛会，同时也是党的历史上持续时间最长的一次中央级会议。参与会议、列席会议以及为会议提供各项服务的江西同志们，都满怀期待地希望能与中央领导合影，留下永恒的纪念。

8月16日黄昏时分，我们欢聚一堂，享用完晚餐后，随即开始筹备邀请合影的相关事宜。杨尚奎脸上挂着和煦的微笑，向我下达了指令，要求我负责安排次日午后的毛主席与江西代表团合影的相关事宜。他带着一丝严肃与玩笑的口吻补充道：“朱旦华去邀请毛主席，这事儿肯定能顺利成行。”

我轻轻摇头，长叹一声，说道：“看来省委第一书记夫妇的出席更为适宜。若我前去邀请周恩来总理和邓颖超女士，恰逢省妇联的工作报告急需邓大姐的宝贵意见。”

回顾往昔，我心中不免涌起一丝不安，忧虑着是否会在山上重逢主席。在与主席多次直接交流的过程中，给我留下深刻记忆的是，主席是一位极其重情重义、充满人情味的领袖。他与彭德怀将军是井冈山的老战友，漫长的战争岁月，犹如鲜血的洗礼，将他们之间的友谊磨砺得如同陈年美酒，醇厚且久远。他们在庐山所显现的思想分歧，非寻常人轻易所能评断，他们并未翻旧账、抱小怨。我曾阅读过多本关于1959年庐山会议的回忆录与研究成果，深感若脱离毛主席和彭总那一代人共赴生死、为党和人民奉献热血的经历，以及他们对真理的执着追求，那么对这次庐山会议的理解必然会被扭曲。我当时的观点是，毛主席在庐山的深思熟虑与内心的挣扎，绝不逊色于彭总。他不会愿意在照片中留下痛苦的神情，也不会参与与江西乡亲们的合影。

笔者（面带微笑）：您是否想听听我对1959年庐山会议的看法？

朱旦华：彭德怀同志，我党历史上的杰出革命家与铁骨铮铮的英雄，永远是我们党值得自豪的光辉典范；而毛主席，作为我们伟大的开国元勋，领导我们党历经坎坷，从失败中走向辉煌的伟大奠基人及杰出领导人。在提及1959年的庐山会议时，我们理应避免将这两位伟大的历史人物简单地对立起来。必须深刻洞察他们两人对大跃进的不同认知，同时也要深刻领会他们对党和国家最高利益的共同忠诚，这样才能准确捕捉并理解此次会议中凸显的矛盾。

1959年，党掌权。战火与硝烟虽已逐渐消散，然而中国封建半封建社会的痕迹，以及那段战乱时光所留下的深刻烙印，依然深刻且清晰。党内在接纳异见方面尚缺乏完善的机制，而自我调节与自我完善的体系也尚未得到真正的构建。我们不应超越中国共产党及其源远流长的五千文明史，对参与和主持庐山会议的各位成员，诸如毛泽东、刘少奇、彭德怀、张闻天等，提出过分简化的要求。评价和评论历史人物时，我们不应颠倒历史，这样的做法有悖于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

再往深看，此次庐山会议的余韵，更使毛主席对党内机制的洞察显得尤为透彻。1965年9月，在毛主席部署彭德怀同志赴“三线”地区担任副指挥之际，两人曾有过一面之缘。毛主席在谈话中特别指出：“真理有时蕴藏在少数人的手中。”此后，他多次强调“反潮流精神”，据我推测，这或许与1959年的庐山会议有着密切的联系。⑦

回溯至1959年8月18日的午后，江西省委成功邀请了中央政治局的多位领导人。正如我事先所料，毛主席未能莅临，因为他在当天上午便已先行离开了庐山。我与邵省长等人一同前往180号别墅，为他送行。应我们的请求，毛主席与送行队伍及其相关人员一同定格了珍贵瞬间。在这张合影中，毛主席的神情显得略带忧郁。

午后的摄影时刻，彭总并未被邀请。周总理、朱德、刘少奇等领导人纷纷亮相，却一致选择不就坐于事先安排的中心位置，而是坚持让江西省委的代表们占据最前排的中央。刘少奇边抽烟边感慨地说：“江西的同志们真是辛苦了，请大家就座到中央去吧。”但杨尚奎提出了异议。周总理立刻以尖锐的口吻回应：“毕竟会议的筹备工作是在江西省委的指导下进行的，江西省委的同事们不坐中间，这似乎不太合理吧？”总理的话语逗笑了在场所有人。

杨尚奎不幸遭遇一记巧妙的反击，再也无法以“谦虚”作为托词，只得恳请江西的领导同志们先行入座。而我，竟然被安置在了前排一个十分显眼的位置。

“咔嚓——二——三，定格。”庐山之巅，这张定格历史瞬间的珍贵合影，映照出每个人脸上的幸福笑容。刘少奇、周恩来、杨尚奎、邵式平……摄影师独具匠心，在照片底部印上了这样一行字：公元一九五九年八月十八日，庐山之巅。

晚年朱旦华

【注释】

2000年9月10日至11日，以及13日上午，我多次与朱旦华进行了深入的交谈，每次访谈都安排在她的住所内进行。

②2000年9月10日的上午，我们展开了访谈。紧接着，在2002年与2004年的8月26日，我们对此话题进行了更为深入的探讨，而这些会面的地点均定在了朱旦华的寓所。此外，相关细节已与水静等涉事当事人进行了详尽的核实。

③《革命遗踪录——曾志亲述史录》，第332页，由广东人民出版社于1999年首次出版。

④追溯至2000年那个炎热的夏日，朱旦华曾忆起，毛泽东曾邀请她与曾志共赴晚宴，然而曾志却未能如期而至。水静独自一人下山去迎接贺子珍。朱旦华在山上静候贺子珍的到来，并在那一夜与她同室而居。到了2004年，朱旦华再次谈起了这段往事，她的回忆与水静的描述竟然惊人地吻合。在2000年至2003年期间，作者曾多次对水静进行了深入的采访。

⑤在两次提及同一事件的叙述中，朱旦华的表述虽微有出入。在另一次的叙述里，毛泽东致苏联的信件主旨是探询两国关系是否就此画上句号。贺子珍的回信则是明确回应：“的确如此。”

⑥为解决这一问题，自2000年9月起，至2003年5月、2006年11月，我们曾多次与朱旦华同志进行深入探讨，双方的基本立场始终保持了高度的一致。

⑦本节内容系记录于2006年11月，针对本人所撰《庐山档案——与名人在庐山》一书的访谈资料。

1959年，庐山会议召开之际，毛泽东总统入住位于河东路180号的“美庐”寓所，山上的人们则亲切地将其称为“180”别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