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征，究竟是如何炼就的求生奇迹？

2025-08-30 19:17

▲遵义会议时的毛泽东

长征：

历尽艰辛的求生之路

主讲人｜刘统

【摘要】红军为什么要长征？红军走得非常仓促，几天内就决定谁走谁留，然后就立即开拔。当时没想长征，而是想突围，走的时候坛坛罐罐都带上了。毛泽东说长征初期是“大搬家”“大逃跑”。长征是一次充满了痛苦和鲜血的求生之路。

▲刘统先生在讲座中

提及长征，便不禁想起《毛泽东选集》中那激昂的文字：“长征，乃史册上之首次壮举，既是宣言，亦是宣传，更是播种。自盘古开天辟地，至三皇五帝，历数古今，有谁能与我们比肩？……这一壮举向世界宣告，红军勇猛无畏，而帝国主义及其走狗蒋介石等，则不堪一击”。

但是，同样是毛泽东，1958年6月，当时在中南海怀仁堂召开军委扩大会议，那次会议的主题是反教条主义，毛泽东的讲话到现在为止没有解密，毛泽东也谈到了红军的历史。讲到长征的时候，他说了这样一段话：

在政治领域犯错，军事上也难免失误。不久之后，洋务派的思想涌入。他们提倡攻打大城市，提出“拒敌于国门之外”的策略，主张不要破坏过多，采取“双拳出击”的策略。后来，这种策略又演变为“短促突击”。实行“短促突击”的指挥者是李德，一位德国人，他在此地如同至高无上的皇帝，所有人都必须遵从他的指挥。最终，这导致了根据地的丧失，出现了一种被称为“流动转移”的巧妙做法。如果不迁移，则无动于衷；一旦迁移，便是一场长达两万五千里的跋涉。

“因此，我们的军队在政治领域和军事策略上都曾犯下过错。难道不是吗？若非如此，请各位列举证据，向我阐明为何根据地会失落。”或许是由于天气沉闷，渴望外出散步，漫步于街头，竟走到了陕北？抑或是由于犯下了小小的过失，敌人蒋介石要求我们离去？在我看来，显然是他主动邀请我们离开。尽管我们并不愿意离去，他却坚决地说：“你们去吧。”他下达了命令，我们无奈之下只能遵从。”

谈及长征，毛泽东心中所怀的真实情感，便凝聚于这一段肺腑之言。

长征并非我们心甘情愿踏上的征程，实乃因自身路线抉择的失误，无奈之下才被迫踏上的征程。当初从江西出发之际，无人料想，这一路竟将跨越两万五千里的漫漫征途。从这一视角重新审视长征的历史，我们便能清晰地认识到，长征并非共产党的一次简单旅行，而是一条充满苦难与鲜血的求生之路。

▲毛泽东《长征》为什么要长征？官方历史记录亦表明，由于我们在第五次反“围剿”中犯下了失误，导致根据地丧失。疑问随之产生：前四次反“围剿”均告成功，国民党亦接连败退，为何第五次却无法取得胜利？这一现象背后涉及多种复杂因素。

首先，江西的苏区之所以得以繁荣发展，红军能够壮大至十万人之众，其根本原因在于这些区域普遍属于经济贫困、文化落后的地区。蒋介石当时正致力于何事？他正致力于统一中原地区，争取东北地区的归附，并与众多军阀展开激烈的内战。因此，坦白地说，彼时他并无暇全力应对那些红军。

初期的四次对江西红军的“围剿”行动，起初因兵力部署不足，继而又因对江西局势缺乏深入了解。简言之，蒋介石并未全力以赴，亦未集结重兵专此一役。在毛泽东的领导下，前四次反“围剿”采取了灵活多变的游击战术——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将国民党军队诱至江西根据地的偏远山林，予以伏击，此乃取胜之道。然而，随后问题便接踵而至。

1932年10月，苏区中央局（周恩来任书记在宁都举行的一次会议中，中央政治局全体委员一致决定将毛泽东撤职。这背后的原因是什么？当时中共中央坚定地执行了共产国际的指导方针——共产国际当时主张攻打大城市。

要打武汉，毛泽东说打武汉根本不可能，想都别想。打南昌，毛泽东说打了也站不住，也不行。打赣州，在赣南建一个“红都”，比瑞金还大，行不行？毛泽东说赣州也打不下来，赣州是铜墙铁壁。结果中央政治局委员们就火了，有十万军队也不敢打一个城市，毛泽东这是逃跑主义。当时周恩来征求意见，问彭德怀敢不敢打，彭德怀说敢打，问刘伯承总参谋长，刘伯承说敢打。在这种情况下，在当时共产国际占领导地位的大背景下毛泽东处于少数，处于被动。

1932年，红军进攻赣州，却遭遇了赣州守军的顽强抵抗。彭德怀当时采取了何种策略？面对难以攻克的城墙，红军选择了挖掘地道，并运送了两箱黑色火药至城墙下方。然而，赣州守军雇佣了一群盲人，他们日以继夜地趴在地上监听，迅速掌握了地道的位置。彭德怀将炸药送入地道，并安排突击队在城墙下埋伏，待炸开城门后迅速进攻。但遗憾的是，由于当时我军战术水平较低，攻城技巧尚不纯熟。

首先，所用的并非TNT炸药，而是用于制作爆竹的黑色火药，其爆炸威力相对较弱；其次，爆破角度的判断也存在误差，一声巨响过后，城墙虽被炸开，但爆炸方向却与预期相反，导致我方突击队员被困于城墙之下。我们继续向前推进，却发现敌方早已在缺口处布下伏兵，一触即发，反击随即展开。尽管赣州之战持续了许久，我军仍未能攻克，中央政府无奈之下只得下达撤退令。这些政治局委员们深感此举让毛泽东同志看笑话。

此外，共产国际需遵循斯大林同志的指导方针，在苏区推行苏维埃化改革，全面复制苏联的政治体制。一见到毛泽东在江西对富农实施分田，并放宽政策，允许富农从事商业活动，称之为“富农路线”，政治局委员们便一致认为，无论如何不能让毛泽东继续担任此职。

“这些所谓的钦差大臣，开口闭口都是共产国际的指令，斯大林的指示，又有谁会相信我的这些土办法，称之为‘毛泽东思想’？这不过是在山沟沟里自诩的共产主义罢了。”

因此，在遵循共产国际的指导方针之下，众人一致决议免去毛泽东的职务。毛泽东手中掌握的实质性权力——红军总政治委员一职，由周恩来接任。此后，毛泽东退居后方，名义上担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主席，实则并无实权。

1932年10月，宁都会议对毛泽东进行了罢免，由此引发了中央苏区领导层的变动。原本担任第一把手的是周恩来，然而不久之后，博古便从上海抵达瑞金。

博古，年约二十七八，尚是一位青年，尚非中央委员之列。抵达瑞金后，他宣称，王明同志在离去之际曾言，其走后由他代为履行职务。然而，周恩来同志未与共产国际进行核实，便将党的权力移交给了博古。

不久后，博古再度引荐了一位外籍军事顾问李德，声称其系共产国际派遣。李德究竟何许人也？他乃德国籍，曾是苏联红军的情报官员。在苏联情报机构的委派下，他在大连从事情报搜集活动。然而，1932年，其被日本情报机构揭露，遂逃至上海。

恰逢博古即将前往苏区，见一位苏联红军军官前来，且专长军事，便欣然表示：“太好了，您一到苏区便担任我们的军事顾问。”然而，抵达苏区后，周恩来并未与共产国际进行核实，便将军队的指挥权交托给了李德。于是，到了1934年初，江西苏区的红军领导层形成了由博古、周恩来和李德共同执掌的“三驾马车”格局。

▲周、毛、博李德刚抵达瑞金之际，气势昂扬，即刻便被安排入住一处新建的住所，被誉为“独立房子”；同时，他被配备了整整一个连队的警卫人员；出入之间，乘坐骏马，生活待遇亦受到了格外关照。

彼时，江西的民众洋溢着喜悦之情，听闻苏联红军派遣使者抵达，坚信中国革命的胜利指日可待，此后，整个国家必将焕然一新，呈现出一片红色江山。

▲李德此刻，蒋介石抵达南昌，立志要将江西苏区和红一方面军予以彻底剿灭。在江西行营，他集结了超过五十万的军队，筹划发起第五次“围剿”行动。

在行动前，蒋介石的谋士杨永泰就劝蒋介石，前四次“围剿”为什么没有成功，就是因为我们把江西的老百姓都当成了共匪，把江西的老百姓都惹翻了，他们就都去支持红军了。这次我们改变策略，“三分军事七分政治”，打仗不着急，慢慢来，最重要的是我们所到之处要安抚老百姓，要让他们能够安居乐业，让他们体会到我们的好处。这样的话，江西的老百姓都归顺我们了，那共产党就站不住脚了。

蒋介石对杨永泰的构想深表赞同，遂采纳其策，确立“三分军事，七分政治”的战略方针。对江西苏区实施严密的封锁，构筑堡垒、挖掘壕沟，步步紧逼，令苏区陷入孤立无援之境。所经之地，蒋介石均令百姓归家，修缮房屋，铺设道路，以此让民众感受到在国民政府治下生活更为安宁与富足。

此外，实施了对江西苏区全面的经济封锁，严令禁止盐以及其他各类生活与工业用品与苏区的交易，从而彻底切断了苏区赖以维系的贸易往来。这一经济制裁措施使得苏区原本就已贫瘠的二十余县经济状况急转直下。在此背景下，蒋介石方才启动了对江西苏区的第五次“围剿”行动。

在第五次“围剿”战役中，国民党军队采取步步为营的策略，着重实施重点突破。彼时，李德、博古、周恩来等领导层力主“拒敌于国门之外”，坚决捍卫苏区每一寸土地，采取“双拳出击”的策略，一边抵御北方的威胁，一边应对南方的挑战。此策略将十万红军严密束缚于阵地之中。在阵地战中，他们以堡垒对抗堡垒，以战壕相抗战壕，与国民党军展开了激烈的正面交锋。

国民党观之，喜出望外，昔日面对朱毛红军时，只能望其项背，所谓“敌来我走，敌走我扰，敌疲我攻，敌退我追”，今见红军设阵以待，岂有不战之理？虽不能否定红军的英勇表现，但双方实力差距明显。毛泽东在谈及第五次反“围剿”时，曾以比喻形容：“这就像叫花子与龙王比宝”。国民党军队拥有五十万兵力，装备如何？而红军仅有十万人，装备又是怎样？在这种背景下，若仍想坚持阵地战和防御战，并期望取得胜利，这恐怕是难以实现的。

红军的将领与战士们心知肚明，继续这样的战斗并无出路，然而当时的中央指令却异常严峻。保卫局紧随其后，任何撤退的念头都会立即招致严厉的惩处。在第五次反“围剿”战役初期，镇守江西北大门黎川的，是日后成为海军大将的萧劲光。他仅率数百人守卫黎川县城，且这些并非正规军力。然而，国民党派出了一个师的兵力，五千余人如狼似虎般扑来。萧劲光经过深思熟虑，意识到无论是战还是守，结果都将以牺牲告终，无法坚守。他决定主动撤退，以保全部下战友的生命。

在那时，他的想法尚属合理，面对三四百人对抗五千正规军的局面，胜利似乎遥不可及。因此，萧劲光率领部队选择了主动撤退。李德得知此事后，对于守卫苏区北大门的萧劲光未战先退的行为感到极度愤怒。随后，在苏区的出版物中，萧劲光被指责为“不战而逃”。而在红军的出版物中，甚至绘制了一幅讽刺漫画，将违抗命令、慌忙逃跑的萧劲光描绘成被送至革命法庭接受审判的形象，画面中萧劲光被象征无产阶级力量的铁锤击中，眼冒金星。

萧劲光被拘押至瑞金，随即召开了公开审判大会。在会上，萧劲光阐述了自己未能守卫黎川的原因，称自己仅拥有数百人。听众中有人质问，为何不动员群众？面对这一提问，萧劲光感到哭笑不得，质问如何动员群众，难道战争只是儿戏吗？在《回忆录》中，萧劲光提及，当时军委一位关键人物在苏区杂志上发表文章，点名批评了他的逃兵路线。而这位作者，署名为周恩来。

萧劲光曾言，军委领导对我所犯的错误进行了批判。我向他申诉了自己的冤屈，他却回应道：“此刻若不对你进行批判，将无法提振军队的士气，你必须遵从中央的决策。我固然深知你的立场有其合理性，但在此刻，我仍需对你进行批评。”

▲1936年，萧劲光任红29军军长。

然而，在如此关键的当口，毛泽东挺身而出，为萧劲光辩护，强调此事实属无奈之举。若你们执意如此行刑，必将严重动摇红军干部的信心。在毛泽东的援手之下，萧劲光遭受了党内外所有职务的撤销，并被调至红军大学的干部队。在整个长征过程中，萧劲光既无职务亦无待遇，这在当时无异于杀鸡儆猴，意在警示任何胆敢退缩者都将面临此般后果。因此，红军不得不进行最后的决战。

第五次反“围剿”最为激烈的战事便爆发于广昌的高虎脑地区。高虎脑地处北向苏区要道，地势险峻，两座山峦并峙，因而得名。红三军团军团长彭德怀将所部主力集结于此，蓄势待发，意图在此展开一场阵地防御战。面对国民党一个师的猛烈攻势，红军战士们奋勇抵抗，在山巅上顽强坚守。

“这究竟是什么打法？过去我们都是享用肥肉的，没想到今日却遭遇如此惨烈。”彭德怀无奈之下，只得下令撤退。如今，高虎脑之地矗立着一座纪念碑，上面题字的是军委副主席张震。张震当年曾是红三军团的连长，亲身参与了高虎脑的战斗。

高虎脑战役的失利，使得苏区的局势变得异常艰难。张闻天撰写了《死亡或者胜利》一文，旨在提振士气。即便毛泽东遭受了挫败与冷遇，他对这一问题同样深感忧虑，并在苏区的报刊上题词以示关切：敌军对我方核心苏区展开了猛烈攻势。我们务必战胜这股敌人。我们必须以无比的坚定、坚韧和毅力，与之抗争到底。唯有如此，我们定能最终击败敌人。胜利终将属于我们，英勇无畏的红军，万岁！形势万分危急。

高虎脑战役纪念碑文针对这一疑问，我们探讨了一下：若博古、李德指挥第五次反“围剿”不力，那么是否由毛泽东来掌舵会更为合适？经过深入分析与计算，尤其是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黄道炫为此撰写的专著，为我们提供了更深入的见解。《在张力与限界的边缘：中央苏区的革命岁月（1933-1934）》，综合考虑各方面因素，第五次反“围剿”中，蒋介石已下定决心全力对抗红军，调集强大军力与之对抗。即便红军拥有神力，也难以抵挡。战争并非单凭几场战斗的胜负，而是整体实力的较量。苏区已历经四次反“围剿”，其20余县的力量已消耗殆尽，还能有多少实力来支撑接下来的战斗？

打仗需用钱。当初，二十余县范围内财政收入微薄，红军的日常开销都显得力不从心。一旦战事爆发，中央政府又从何筹措军费？因此，在第五次反“围剿”战役前夕，中央苏维埃政府在江西的二十余县发行公债，筹集了四百余万元。然而，这些债务大多未能如数偿还。财政赤字累积至此，又怎能维持经济实力呢？

第二，人。在江西苏区，涵盖20余县，总人口达200万。在这庞大的群体中，有多少年轻男性符合征兵条件？事实上，几乎所有符合条件的青年都已奔赴战场。即便如此，兵力仍显不足，于是组建了少共国际师，将十五六岁的少年也纳入红军行列。萧华之所以能在36岁时晋升为上将，正是因为他16岁时便担任了少共国际师的师长，这些少年战士同样英勇无畏，冲锋陷阵。

在战火纷飞的年代，男子纷纷奔赴前线，江西的妇女们面临困境。那时，人们流传着一个幽默的说法：若欲嫁人，宜嫁残障者。例如，红军战士即便受伤，即便肢体不全，仍不失为男子汉，且不必上战场。相较之下，若嫁给一个健壮的适龄青年，他或许转眼便命丧沙场，那时女子便成了未亡人。

当时，为了征召士兵，江西苏区发出了一项号召，此举旨在集结英勇的战士。“铸就百万钢铁红军”——招募百万英勇战士。在苏区，人口总数达200万，却面临征召100万士兵的庞大任务。这一目标对各个县域而言显得极为艰巨，导致大量新征入伍的士兵纷纷逃离。面对这一困境，红军报纸刊文《红军逃兵问题解析》，详细阐述了逃跑者的处置措施以及对家属的影响，措施之严苛令人咋舌。尽管如此，逃亡现象依然难以遏制。

缺钱缺人，仗怎么继续？

此时，中共中央亦做好了最严峻的预案，一方面旨在缓解中央苏区的压力，另一方面则是为了探寻一条生存之道，于是派遣了两支部队进行先行侦察。首先，探查是否还有一线生机？其次，探讨如何走出目前的困境。

首支队伍，即由乐少华与粟裕指挥的抗日北上先锋部队。1934年七月，该部队自江西启程，途径浙江与安徽。抵达两地后，与赣东北的方志敏将军取得联系。他们意图北上，目标直指国民党统治的中心地带——那里不仅是交通枢纽，亦为经济繁荣的富饶之地。然而，在这交通便利的区域，红军的生存空间岌岌可危。国民党对红军的“围剿”行动，正迅速展开。

方志敏率领队伍试图返回赣东北的故乡，却不幸在怀玉山一带遭遇国民党军队的围困，红十军团全军覆没，方志敏亦被俘，直至被押解至南昌，最终于1935年8月英勇就义。唯有粟裕率领数百人成功突破重围，进入山区。自此，粟裕与中央红军的嫡系队伍分离，长期身处野外，独自奋战。

井冈山地区，曾有一支英勇的红六军团，彼时由萧克与王震共同领军。中央下令他们西进，以期与贺龙部会师，并委派任弼时为中央代表，以领导该部。坦白而言，任弼时具备非凡的才能。在任弼时、萧克、王震的领导下，这支部队自井冈山出发，一路西行，途经广西，抵达贵州。1934年10月，红六军团在贵州与贺龙的部队胜利会师，随后重返张家界地区（贺龙故里）。当时萧克、王震所选择的路线，正是后来中央红军长征的起始路径，二者路线完全吻合。红六军团西征的胜利，实际上为中央红军探寻了一条生路。

任弼时红军时期

部队派遣探路，其用心至深，旨在分散国民党军的注意力，并探明前进方向以寻求出路。然而，红军为何突然决定长征？这一切起因于一份绝密情报。在蒋介石攻克高虎脑一线后，国民党军队亦显疲惫，已休整两个月。

在这段时日里，蒋介石于南昌主持了一场关键的军事会议，并据此拟定了一项旨在彻底剿灭江西苏区的“铁桶计划”。该计划集中了大量精锐兵力，意图一举攻下江西瑞金。在会议参与者中，有一位名叫莫雄的当地保安司令，他与叶剑英同乡，内心深处对共产党抱有同情之情。

莫雄麾下汇聚了数位地下党员，其中一位声名显赫的便是项与年。虽然现今世人对他已鲜有了解，但他的儿子却享有盛誉，即那位在改革开放初期以雷厉风行著称的湖南省委书记项南。当莫雄获取了蒋介石的密谋后，便将之转交给了项与年，而项与年则巧妙地将计划送达了江西瑞金。

项与年，自江西吉安启程，故意损毁数颗门牙，化身为一身褴褛、满目疮痍的流浪乞丐，其行囊中藏有一本小字典，字典内藏有他的秘密密码。他冒充叫花子一路奔波，巧妙地避开了国民党重重关卡，于1934年10月抵达瑞金。

周恩来与李克农览毕项与年呈递的情报，不禁为之色变。原来，国民党人即将采取行动，意图对我们进行一网打尽。他们对莫雄、项与年的深情感激之情溢于言表，对他们提前传递这一至关重要的情报表示由衷的谢意。

红军的启程仅计划了一个星期，在这短短的一周内，需完成所有筹备工作。行军目的地？便是沿着红六军团既定路线，向西进发。

问题：谁去谁留？鉴于我们仍怀揣着守护江西根据地的愿望，并意图保留一支力量雄厚的领导团队以持续奋斗，因此，必须作出关键抉择——决定谁将留下。负责全面工作的政治局委员，即项英同志，理应留下继续担当重任。在军事布局上，周恩来等人深思熟虑，最终决定保留陈毅的职位。陈毅当时遭遇了怎样的境遇？在第五次反“围剿”战役中，陈毅不幸负重伤，大腿几乎失去功能，尚未进行手术。周恩来与他进行了谈话，透露了中央的决定，即留任陈毅为江西军区司令员。

毛泽覃，毛泽东的胞弟，亦未能随瞿秋白一同离去，终留在了原地。瞿秋白亦然，无法带走，故亦留滞于斯。有人质疑，为何瞿秋白不能加入长征队伍？尽管他患有肺结核，但吴玉章、董必武、徐特立等人的年纪都更大，王稼祥甚至需靠担架行走。有人赠予瞿秋白一匹马，建议他追赶队伍。然而，当时的文人身份让瞿秋白感到难为情，他认为既然别人不允许他同行，自己不好意思去追赶，便表示愿意留下。他解释说，组织已经安排他去上海接受治疗。就这样，瞿秋白最终留在了原地。（推荐阅读宋希濂亲述：揭秘瞿秋白被捕牺牲的真相与《多余的话》的历史底蕴）

▲1935年6月18日就义的瞿秋白毛泽东怎么办？毛泽东明白一旦长征启程，他无疑将迅速被留于后方。于是，在五次反“围剿”的间歇期，即中央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与六军团出征之际，毛泽东便宣称将肩负一项使命——前往于都勘察路线。他率先抵达红军的出发地。红军尚未启程，他已先行一步。作为一位经验老道的革命领导者，毛泽东从不向他人低头，寻求施舍。

红军行军匆忙，短短数日内便迅速决断何人离去、何人留下，随即即刻启程。启程之际，心中并未将长征视为首要目标，而是渴望成功突围，与张家界地区的贺龙、萧克等人汇合。临行前，我们携带了所有的坛坛罐罐。毛泽东曾言，长征初期实为一场“大规模的搬迁”与“大规模的撤退”。搬运的苦力高达两万余人，邱会作曾提及，长征初期可谓是混乱不堪。当时的干部队伍随心所欲地决定每日行进的路程，随意选择就餐地点，甚至干部们随意离队，整体看来，完全缺乏行军的纪律与秩序。

如此沉重的队伍，每日行进仅15至20里，竟欲突破国民党军设置的四大封锁线，岂非天方夜谭？抵达江西寻乌县时，我发现一处颇具趣味的小型纪念馆，其门牌上写着“鸽子飞了”。这纪念馆的由来，令人好奇。走进馆内，我揭开了另一层神秘面纱。

“鸽子飞了”纪念馆红军在长征初期之所以能够成功穿越粤赣边界，抵达广西，并突破四道封锁线，其核心原因在于周恩来派遣的代表成功说动了广东军阀陈济棠。尽管陈济棠被誉为“南天王”，但他与李济深、李宗仁、白崇禧等人同属反蒋阵营，始终保持着对蒋介石的反对立场。

他与蒋介石交锋三次，其中最为关键的一次为蒋桂之战，陈济棠在战役中败北，不得不屈服，然而心中始终难以释怀。更为关键的是，陈济棠与江西苏区维系着密切的贸易往来，主要涉及钨矿生意。毛泽民从中挖掘钨砂，跋山涉水至广州，将其卖给陈济棠。陈济棠在广州转手后，再将钨矿出口至德国，此成为其重要的经济收入之一。

此时，蒋介石指派陈济棠担任南路军司令，指挥对苏区的进攻。然而，陈济棠并不愿为蒋介石效力。他首先派遣了自己的部下，红九军团军团长罗炳辉的亲弟与红军取得联系，表达双方停止敌对行动的意愿。周恩来得知此事后，随即指派潘汉年、何长工为代表，与陈济棠派出的代表进行谈判。

共产党成功收买了陈济棠的使者，双方遂订立了四项协定：首当其冲，就地停火；次之，情报交流采取非电子通讯方式，即以鸡毛信传递；再者，双方开展互市贸易；最后，红军在必要时可借用通道。正当谈判圆满落幕之际，周恩来以隐晦的语言向何长工与潘汉年发出指令，“鸽子已飞”，暗示“行动的时刻到了”。

潘汉年、何长工与陈济棠之间达成了某种默契：我们穿越你的封锁线，但不会侵犯你的领土；而你只需朝天开火即可。陈济棠对此感到十分满意，他认为无需与你正面对抗。于是，红军在夜间悄无声息地行军，成功穿越了四道封锁线。这无疑是长征途中的辉煌一笔。红军成功突破江西的封锁，一路过关斩将，四道封锁线皆无损其锐气，这无疑是红军长征初期所做出的最明智之举。

自江西踏入广西，便来到了桂林北边兴安县的界首，那里是湘江的渡口。至此，国民党态度强硬。蒋介石闻悉中央红军撤退，立刻下令中央军三个纵队——薛岳、吴奇伟、周浑元——紧追不舍；同时，命广西的白崇禧率领广西军布阵于南边；湖南军队则集结于北边，形成三面夹击之势，务必在湘江渡口将共军彻底消灭。在界首，一场惨烈的“湘江战役”就此展开。

自南而来的广西军，与坚守此地的红三军团展开了激战；而来自北方的湖南军，则与驻守的红一军团展开了殊死搏斗，战斗之惨烈程度令人触目惊心。我们当时正全力进行阻击，而身后的中央纵队则以每日20里的缓慢速度缓缓推进。

红一、三军团心急如焚，他们呼吁中央纵队加快步伐，一旦速度提升，便能减少不必要的牺牲。然而，直至第四日，中央纵队方抵达湘江岸边。当时，白崇禧指挥着七架双层机翼的飞机，这些飞机在广西桂林轮番升空，盘旋至界首上空，然后投下炸弹。红军队伍陷入混乱，局面失控。湘江渡河后，红军进行人数统计，损失高达三分之二。原本出发时的十万大军，经过湘江战役，仅剩不足三万人。

▲湘江战役图

我前往湘江渡口进行了探访，发现该渡口并不宽阔，宽度不足百米。红军当年曾搭建了多座浮桥，以实现过江。若统计红一军团、红三军团、红七军团的伤亡情况，总计伤亡人数寥寥无几，仅有几千人。那么，如此众多的损失者究竟去向何方？其中绝大多数选择了逃离。

众多挑夫，本就心有不甘随军前行，一旦炸弹袭来，队伍顿时陷入混乱，他们纷纷逃散。招募的新兵亦然，不愿远离故土，队伍一乱，他们亦纷纷溃逃。结果是，逃亡者占据了绝大多数，而真正在战斗中牺牲的人数却寥寥无几。渡过湘江的队伍，乃是红一方面军的主力阵容，由一、三、五、九四个军团组成。在这四个军团中，最具战斗力的部队，其力量亦得以保全。

博古眼中闪过绝望之色，自长征伊始便遭遇了如此惨重的损失，他年纪轻轻，心中不禁感到难以承受，遂取出枪支，意欲结束生命。周恩来见状，急忙劝慰道：“如今局势已至此地步，你也无需多想；我军逃兵众多，情报早已泄露，我们与贺龙、萧克汇合的可能性已微乎其微。不如我们继续西行，走到哪里就打到那里，哪里没有敌人，我们就去哪里。”

▲湘江界首红军随即转变了行进路径，从广西地区踏入贵州境内。他们翻越了险峻的越城岭。（老山界），红军就进了贵州。

昔日贵州贫困至极，被誉为“天常阴霾少晴日，地多崎岖难平整，百姓家徒四壁无银两”。红军在荒芜的山岭间跋涉，四周荒无人烟，房屋难觅，成千上万的红军战士日复一日，不知在何处安营扎寨，何处觅食取暖。红军战士们心中不禁疑惑，领导究竟能否引领我们走向何方？战士们纷纷心生疑虑，而红军高层更是焦虑重重。

前所未闻的故事》。

在书中，有一章节名为《担架上的谋略》，其中提及红军长征期间存在两个颇具神秘色彩的三人小组。一个系公开亮相，由博古、周恩来与李德组成；而另一个则保持低调，成员包括三位政治局委员毛泽东、王稼祥及张闻天。此小组虽无实权，却只能随军一同行进。

随着红军日渐陷入困境，王稼祥与张闻天心急如焚，遂拜访毛泽东商议，认为博古和李德等人似乎已无法胜任，是否应当召开政治局会议？毛泽东对此表示赞同。自1932年10月的宁都会议以来，毛泽东已历经两年艰辛，其在政治领域的成熟度显著提升。面对当前这一重要关头，毛泽东在思考哪些核心问题？他正专注于票数计算，谋划如何赢得多数支持。

在遵义之前，我们已召开了两次重要会议。首先是通道会议，会上决定放弃湖南，转而进军贵州。紧接着的黎平会议则作出了一项重大决策，即由刘伯承接替李德的职务。这一变动激怒了李德，他甚至与周恩来发生了激烈的争执，双方拍桌对峙，关系因此破裂。在此关键时刻，毛泽东指出，这两次会议均呈现三对四的格局。当前的首要任务是解决红军的生存危机，而非纠结于政治路线。因此，我们应先探讨如何挽救红军。

探讨红军接下来的行军路线时，需召集各军团领导人共同参与决策。为此，我们邀请了林彪、彭德怀、杨尚昆等军团首长出席，确保每位领导人都有投票权。如此一来，我们便拥有了多数票的支持。王稼祥和张闻天对此提议表示赞同。

他们三人商议妥当后，毛泽东和张闻天随即向博古、周恩来提议：“周恩来，我们即将抵达遵义，不如召开一次政治局会议，共同商讨红军未来的动向。鉴于各军团首长对具体情况更为熟悉，建议召集他们共同参与，举办一次政治局扩大会议，你认为如何？”周恩来和博古对此表示赞同。

既然他们已达成一致，周恩来着手准备报告，博古亦在积极筹备，而毛泽东与张闻天则致力于广泛联络各军团的首领。1935年1月中旬，中央政治局在遵义柏辉章的宅邸二楼召开了一次扩大会议。

起初，博古负责政治报告，周恩来则负责军事报告，期间他们仍在试图掩饰失败的责任。在二人官话告一段落之后，毛泽东与张闻天相继起身，发表了他们精心准备的长篇演讲，直指博古与李德的第五次反“围剿”中的失误，指出正是这些错误导致了苏区的沦陷，红军如今之惨状，他们二人理应承担起责任。

张闻天的讲话精髓，得以凝结于《遵义会议决议》之中，该决议由他亲自执笔起草。而毛泽东的言论则收录在他抵达延安后撰写的《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书中，书中详尽记载了他当年在遵义会议上所阐述的核心观点。这两位领袖的发言，为会议奠定了基调，使得红军将领们纷纷起身，对博古与李德进行激烈的批判，从而形成了对他们的围攻态势。

周恩来顿时意识到了事态的紧迫性。那一夜，他陷入深深的沉思，历经痛苦挣扎。翌日会议召开之际，周恩来毅然决然地与博古、李德明确划清界限，公开声明自己将坚定地站在张闻天、毛泽东同志的一边。同时，他对在担任红军政治委员期间所犯的错误进行了深刻反省与诚恳检讨。在遵义会议的关键时刻，周恩来的一票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若周恩来作出相反的选择，遵义会议的成功便无从谈起。正因如此，王稼祥曾感慨地说，遵义会议之后，周恩来同志已然蜕变，成为了一名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

▲张闻天和毛泽东遵义会议确立了三项重要决议：首先，决定由张闻天接替博古，担任党的“总负责人”一职。注意不是“总书记”。是名义上的第一把手，后来毛在延安说，张闻天就是个“虚君”。 周恩来仍任红军总政委。在军事决策的最终关头，红军总政委毅然决然地做出了决定，这表明周恩来虽位居次席，却依然牢牢掌握着指挥大权。第三，增补毛泽东同志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以协助张闻天与周恩来共同履行职责。毛泽东为第三位领导人。

在党史的记载中，遵义会议被确认为确立毛泽东同志在党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这一决策不仅挽救了红军，更挽救了整个党的命运。然而，随着80年代末遵义会议档案的解密，人们发现毛泽东当时实际上只是第三把手。于是，我们官方编纂的中国共产党历史不得不对这一段历史进行了改写。遵义会议实际上奠定了毛泽东同志的领导核心地位。因此，我们必须学会阅读正史，并能够从这些字词背后领悟其真正的含义。

无论如何，遵义会议的召开之后，毛泽东得以重返最高领导岗位。然而，他从重返领导核心到确立领袖地位，这一过程漫长而艰辛，直至1945年才最终完成。遵义会议后，毛泽东尚未达到最终决策者的地位。随后的长征经历中，种种曲折的风雨更验证了这一点。

▲遵义会议会址

（未完待续，明天推送下半部分）

【作者简介】

刘统（1951年9月1日—2022年12月21日），出生于北京，“文革”中老三届。复旦大学历史学博士，军事科学院研究员，大校军衔；上海交通大学历史系教授、战争审判与世界和平研究院教授。长期从事历史地理、中共党史与战争审判研究，出版著作数十种。代表作有《北上：党中央与张国焘斗争始末》《火种：寻找中国复兴之路》《历史的真面目》，以及“解放战争系列丛书”《决战：东北解放战争》《决战：华东解放战争》《决战：中原西南解放战争》等。